又是一年登高日。九九重阳,在我的记忆里,是和一个山西人写的一首古诗联系在一起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个山西人就是号称“诗佛”的唐朝诗人王维。
那时认识王维,是应试的要求,背他的诗、他的号、他的简历,也因此有了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如今尚有几首能开口成诵,比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比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比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比如《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虽然不似以前脱口而出,但是遇到相应的景致、相应的情形,还是可以附庸风雅一下,就像今天,翻看日历时,发现明天即是重阳,这首诗便条件反射般跃然脑中,挥之不去了,强行把它挤出去,再去寻找其他应景的诗句,却遍寻无果,再去百度,又觉得有些牵强,只得作罢,那就以王维的这首代表作为引子,聊一聊重阳节的话题。
重阳和重阴
九月初九,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又叫“重阳”,这是一个很文艺、很浓郁的词,曾经想,自古阴阳相调,既有重阳,那是不是该有“重阴”?于是果断百度,有了结果,它是这样说的:“重阴节,是指每年六月初六日。古书称六为阴,九为阳,所以六月六为重阴节。这天,家家吃炒面。炒面,就是将生面炒熟,放进适量的盐和糖,用开水或稀饭拌和着吃,吃起来有别有风味。当地有‘六月六,吃炒面,吃了炒面赶瓦店’的民俗,瓦店六月初六有大庙会,传说是土地神的生日。吃炒面表示缺水,祈求老天爷在盛夏酷暑多施甘露,降雨解旱,以使五谷丰登。农谚有‘拿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之说。”随后度娘又告诉我:“《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故而叫重阳。”
解惑之后,我亦恍然:重阳和重阴与季节无关,唯数字作怪尔。至于把六作为阴数,则是因为代表阴寒的雪花六出。汉代刘熙在《释名》中有一段解释:“凡花五出,雪花六出,阴之成数也。”宋代朱熹在《语类》中也解释道:“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者阴数,太阴元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他这里说的“太阴元精石”是指水晶,水晶也是六棱。而九为阳数之极,也是源自《易经》,我国古人认为九在阳数(奇数)中最大,有最尊贵之意;至于九五之尊,则是因为五在阳数中处于居中的位置,有调和之意,这两个数字组合在一起,既尊贵又调和,无比吉祥,实在是帝王最恰当的象征。
“九”除了具有其他数词表示事物的数量和顺序以外,还常表示“多、高、深、久”的意思,所以重阳节因含“长长久久”之意被我国定为敬老节的深意就显而易见了。
茱萸是什么
茱萸雅号“辟邪翁”,最早见于《续齐谐记》中的一则故事: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学道。一日,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那天,你家将有大灾,其破解办法是叫家人各做一个彩色的袋子,里面装上茱萸,缠在臂上,登高山,饮菊酒。九月初九这天,桓景一家人照此而行,傍晚回家一看,果然家中的鸡犬牛羊都已死亡,而全家人因外出而安然无恙。于是茱萸“辟邪”便流传下来。
还有一个传说,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吴国每年都得按时向强邻楚国进贡。有一年,吴国的使者将本国的药材特产“吴萸”献给楚王。喜爱金银财宝的楚王认为是吴国在戏弄他,不容分说将吴国使者赶出宫去。楚王身边有位姓朱的大夫,与吴国使者交往甚密,将其接回家中,加以劝慰。吴国使者说,素闻楚王胃寒腹痛的痼疾,吴萸乃我国上等药材,有温中止痛、降逆止吐之功,善治胃寒腹痛、吐泻不止等症,故而献之,想不到楚王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听罢,朱大夫派人送吴国使者回国,将他带来的吴萸精心保管起来。
次年,楚王旧病复发,群医无措,朱大夫见时机已到,忙将吴萸煎熬,献给楚王服下,片刻止痛。楚王大喜,重赏朱大夫,并询问这是什么药,朱大夫便将吴国使者献药之事叙述。楚王听后,非常懊悔,一面派人携带礼品向吴王道歉,一面命人广植吴萸。几年后,楚国瘟疫流行,腹痛的病人遍布各地,全靠吴萸挽救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楚国百姓为感谢朱大夫的救命之恩,便在吴萸的前面加上一个“朱”字,改称“吴朱萸”。后世的医学家又在朱字上加个草字头,正式取名为“吴茱萸”,并一直沿用至今。
重阳节和女儿节
我国的女儿节,说法有很多。每年三月初三上巳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初七七夕节都被国人称为女儿节,并各具特色,这里不做赘述,单说重阳节的女性特质,是因此日女儿归宁而得名的。明末刘侗等著《帝京景物略》记道:“九月九日载酒具茶炉食榼,曰登高。……麦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纸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可见对女儿的重要。到了清代,其风习依然。康熙《大兴县志》(传抄本)卷二:“九月九日载酒具茶炉食榼,寻园榭丘阜为娱,曰登高。麦饼嵌枣栗为花糕。父母家必迎女归,亦曰女儿节。”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重阳“有女之家,馈遗酒礼,归宁父母,又为女儿节云。”
还有一个传说,据晋代《搜神记》记载,丁氏女遭恶婆婆虐待,永无休息之日,不堪忍受折磨,于九月九悬梁自尽,死后冤魂不散,托告世人,劝人家善待媳妇,请于重阳节让她们休息。于是人们为丁氏女立祠祭祀。后来每逢重阳节,父母都要把出嫁的女儿接回来团聚,称之为过女儿节,实质上也是让妇女休息之意。
虽然自古女子受到“三从四德”的道德约束,但能够在男权社会里以节日的方式体现自己的地位,也算一种体恤了。
重阳节里赏菊花
重阳节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日,菊花多在深秋时节开放,“我花开时百花杀”,给人以傲然之感,而经霜不谢的特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坚韧”“长寿”,因此也赋予了菊花以“长寿”的含义,为文人们赞美作凌霜不屈的象征,所以人们爱它、赞它,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
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人们饮用食用菊花的历史,要远远早于赏菊。在屈原的《离骚》中就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见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可能已经有食用菊花的历史。到了汉代,以菊花来制作菊花酒,已经成为相当流行的习俗。 记录西汉时期逸闻轶事的 《西京杂记》 就记载道:“菊华(‘华’通‘花’)舒时,并採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 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可见,西汉时期的菊花酒,不单用菊花,还要加入菊花的茎叶,这大抵是利用气味更为浓烈的菊花茎叶来增加菊花酒的风味。到唐代时,随着重阳节成为公众普遍的节日,重阳节与菊花酒已经成为一对固定的搭配。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九日登山》中写道:“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不过此时,茎叶入酒的习惯逐渐减退,更多是单以菊花与大米一同发酵,或直接将菊花浸入酒中,从而让酒带有菊花的清香和微黄的颜色,这些物质的特殊香气会带给人“神清气爽”之感,更是让人认为菊花会拥有“轻身健体”之功效。因此在信奉“天人合一”的古代,取食菊花以期望达到“延年益寿”之功效,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如果人们只是将菊花用作食材和酿酒的调味剂的话,恐怕也成就不了今天菊花的名气。而人们开始主动栽种菊花,正是菊花得以变得如此多样的原因。 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人们主动去栽种菊花的,恐怕就是陶渊明莫属了。“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栽种菊花,成为陶渊明淡然隐居,傲骨犹存精神的体现。陶渊明的隐士之风,逐渐成为文人们所追捧的对象,而在庭院 栽种菊花,也成为文人和上流阶层追捧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的表现。
九九重阳今又是,金秋时节,菊花盛开,窗前篱下,片片金黄,我们不妨相约,一边登高望远,一边赏菊饮酒,一边吟诵着语言隽永、诗意清新的菊花诗,体味“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的欢欣。而对由此衍生出的老人节,则发扬我国传统孝道和报本思源的美德,不但让传统的民俗节日过得诗意盎然,更要富有人情味,体现和谐社会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