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有限，好书无涯。每每步入书店，看到那满桌满架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时，我总是不经意地在脑子里晃过这句话。金克木先生说《书读完了》，那是指在学术研究的层次上达到的某种境界，实则如果读书为了自己内心的平静与愉悦，恐怕是如何读都读不够读不完的。生命中有很多好书相伴，有一份工作与读书息息相关，有一个离自己办公室只有三分钟步程的图书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一
在很小的时候，我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喜欢读书的小孩”。
我记得每个周末到外公外婆家去的时候，大人们在聊天，我闲得没事又不想跑到外面去与鸡鸭为伍，外公见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就转身进去房间拿了一篮连环画给我。大概都是有点岁月的小人书了，书页泛黄，灰尘味重，摸上去手指有种时间的凝重感。可我却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如今想起来，那些连环画大都是缺页漏页，有些还有被虫蛀过的痕迹，可我却觉得，那是最好打发时间的礼物。外公外婆早已仙逝，但偶尔在梦里，我还能回想起略有驼背而且话语不多的外公，掀起门帘给我捧出那一篮小人书的场景。
八九十年代的海边小镇，能买到书的地方就是在主街尽头的新华书店。每次和爸妈逛街，我总是提出能不能到书店去看看。其实那里的书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各色各样的教辅资料，偶尔淘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课外书那真是有喜出望外的感觉。记得有一次我发现了《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如获至宝，买回家后连续看了好几遍。书里描写到卓娅和舒拉还有他们的妈妈一起省吃俭用买书看的情节，到今天我都依然印象深刻。人长大了，书看得也广也多了，明白文字创造出来的未必是真相，也有可能是一种艺术加工，可我依旧十分怀念儿时那种在文字中想象世界的快乐，一种真的无忧无虑的美好的快乐。
当然，童年时期不得不提的读物，自然是郑渊洁的《童话大王》。皮皮鲁、鲁西西、舒克与贝塔、蛇王阿奔、幻影号……这些鲜活的童话形象是我童年时期在文字世界里最好的朋友。郑渊洁当然不是一位纯粹的童话作家，他的作品里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批判，尤其是对八九十年代的教育制度，无论是明着批评（如《郑渊洁与皮皮鲁对话录》里面的谈话）还是暗里的讽刺（我觉得这个以《蛇王阿奔》最为出色），读来都让当时深受升学压力影响的我倍感解气。郑渊洁创造了“一个人支撑一本童话杂志”的奇迹，自然也不可避免有着创作上的高潮与低谷，有段时间他的作品显然失去了童话应有的纯洁与美好，庆幸的是，他最后还是走出了这个迷失，回到了用作品对儿童进行正面引导的正轨上来。如今我女儿也在读郑渊洁的童话，希望这种阅读经历，也成为她童年美好的文字记忆。
二
从中学到大学，我的阅读经历和阅读旨趣是在慢慢地丰富与转变的。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青春期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那一张印着中山先生所书校训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痛苦到即使离高考已经十多年，在每年的七月我依旧会做没有考上大学的噩梦；但那也是一段很激情的经历，围着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每天都在看着自己一点一滴的进步，会让自己倍加珍惜最后得到的结果。
在那段岁月里，能看所谓“闲书”的时间并不多，印象深刻的只有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痞子蔡开创了网络文学的一种“程序式”写法：抛弃了传统段落的局限，无论是动作、场景还是心理，都是有几行文字进行描述，但最后打动我们的，是那份青春岁月互相珍惜的暧昧，以及最后阴阳相隔的悲痛与遗憾。在那些年读过《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孩子，恐怕都会背下面这几段话：
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
我有一千万吗？没有。
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
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
我有翅膀吗？没有。
所以我也没办法飞。
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 。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
所以我并不爱你。
如果我还有一天的寿命，我会做你的女友。
我有一天的命吗？没有。
所以我今生我仍不是你的女友。
如果我有翅膀，
我会从天堂飞下来看你。
我有翅膀吗？
没有。
所以很遗憾我从此无法再看到你。
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倒出，
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
整个浴缸的水全部倒得出吗？
可以。
所以，是的，我爱你。
痞子蔡给我展示了一种似有还无、淡香弥漫的爱情，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是一种激情，一种已经开始与这个时代有些格格不入的理想、奋斗和激情燃烧。当我在学校门口买到《平凡的世界》的初版，那个装帧简单的小开本里蕴含的生命力量，是支撑着我渡过那段高考岁月的精神激励，尤其是孙少平在黄原城搬石板、背上伤痕累累而依然在晚上趴着读书的那个情节，每次重读我依然有心潮澎拜的感觉。的确，安逸和重复会在时间里消磨我们的意志，而苦难虽然折磨肉体，却会令我们的精神逐渐强大，让我们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始终找到自己心理最牢固的支撑点。
三
我的大学时光，可以用《双城记》的名言来概括：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所谓“最好的时代”，是因为我们住在崭新的宿舍，用着高速的网络，而且学术著作的出版也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我刚入学的时候，《万历十五年》就重版了，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标题“世间已无张居正”，稍后在刘志伟教授解释“一条鞭法”时，我才明白这个题目蕴藏着多深的遗憾与无奈。不久，《陈寅恪集》也陆陆续续地整理出版了，当时在永芳堂珍本书柜里让我垂涎三尺的《柳如是别传》，也摆上了我那个并不大的书柜。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明白了读书要越读越厚、再越读越薄：敦煌学权威姜伯勤教授教导我们，“1980年《柳如是别传》初版时，我老老实实承认读不懂。然后，认真作各种知识准备。除了钱柳有关原著，笔者反复研读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读孟森先生、谢国桢先生、何龄修等先生的南明史、清初史论著，认真研读任道斌先生的《方以智年谱》，读方以智、澹归、钱澄之等同时代人著作，通读澹归金堡《编行堂集》等，同时反复阅读《柳如是别传》。”惟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揣摩体会先哲的微言大义，进而把握其间的治学方法与思想脉络。可以说，在中大历史系的九年间，我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训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文素养的熏陶，一种知道你在人类历史时间中的渺小进而产生的敬畏感与崇敬心。唯有如此，你才能在熙熙攘攘的尘俗中，在纷纷扰扰的利益里，虽有动摇、犹豫、徘徊，却始终不忘初心。
当然，这也是“最坏的年代”。我们没有能够打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谬论，最可怕的是“造原子弹的沦为卖茶叶蛋的”。如果象牙塔里的学者都不能坚守知识分子的本分与矜持，都不能为社会道德与行为准则保留最后的底线，恐怕整个社会的浮躁与迷失，也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从考上大学到今天，我一直都留在象牙塔内的校园，常常也有朋友开玩笑说我“不接地气”，但我却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某种近乎固执的对真理与道德的纯粹的追求，那大学也就失却了它本应保守的最基本职责；如果大学里的教师无法以身体力行向学生示范理性与正义，那只会把学生塑造成掌握技术的工匠与技师；如果大学和大学教师都不能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一种虽遥远却不可不心向往之、身实践之的追求，而只能一味地回应社会的某种急功近利甚至于自己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话，那不仅是一种损失，更是一种灾难。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社会，但可以改变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了自己，也就慢慢地改变了社会。
四
在阅读的路上，我们依然努力前行。
涵芬楼书店的一副对联，是我很喜欢的两句话：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我爷爷生前和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藏金不如藏书。
某个读书APP的首页曾经一直都是这样写的：唯有日夜不停的阅读才能解寂寞。
说到底，读书不是为人而是为己。所谓的“黄金屋”、“颜如玉”，到最终都不能解决你内心的困惑、寂寞、慌张与不安。我们读书，是要回到最原始的快乐，是要回归让我们的生命最旺盛的求知欲，是要追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的境界。
我没力改变世界，我也无意改变世界，我在阅读里改变自己，这就已经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