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先生作为一个理工IT男，花了七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部史料扎实，逻辑严谨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本书探讨了中国历史上自秦朝以来各个中央帝国是如何解决财政问题的，以及财政危机的爆发如何导致国家崩溃，王朝更迭的。对于任何一个关心中国财政治理问题的人来说，本书都是一部值得潜心研读的著作。

      在经济领域，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收到足够多的财政收入维持统治集团的生存和运转，第二是让老百姓能活得下去不至于造反推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套合理的财税制度作为支撑，最好的制度模型是财政收支大致平衡，民间经济充满活力，税收制度公平且高效。从这个维度上看，各大历史朝代中被称为盛世的时间，都具有这种税制模型的影子。

      在一个王朝的初期，往往是天下大定，官员较少，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恢复民间活力的时候，此时的财政支出并不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冗官冗员、对外战争、内部维稳、皇室奢侈等因素会不断的增大财政支出。面对此种情况，中央政府往往有两种对策，第一是控制支出，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信奉“治大国如烹小鲜”，对外与匈奴和亲，对内控制官员数量，减少无用的开支。再如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主要是在现有体制下控制冗官冗员，减少财政开支。第二种对策是增加收入，不管是西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盐铁专卖，唐德宗时期的两税法，北宋王安石的变法，还是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这些都是通过增加税收和国有企业专营收入来扩大财政收入。还有一种更绝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的榨取民间财富，那就是货币贬值，不管是汉朝眼花缭乱的铸币改革还是宋、元、明三代的纸币滥发，都是赤裸裸的对民间财富的抢劫。而对民间的财富榨取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激烈的反抗，政府的军费和维稳成本也因之激增，这样产生的恶性循环，最终会让整个政权崩溃，新的王朝建立。所谓历史地治乱兴衰，就是在这种怪圈中徘徊。

      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有哪些地方需要财政出资。政府的收入大多是税、利、费等构成，税收收入的结构历代不一样。

      税收作为一个政权最主要的合法收入来源，其征收基础和征收效率决定着政府的财政收入，历史上很多时候税收的基础要么是人（人头税），要么是土地（土地税），对人和土地数量的清查就是摸清楚征税基础。征税效率就是在此基础上能否征收足够数量的税收，唐朝的两税法和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就是为了提高征税效率而改革的。征税基础越广，征税效率越高，则税务负担对民间经济的压榨程度就越大。而从税收的趋势看，农业税的比重不断下降，工商业税的比重逐渐增大，从人头税到土地税再到流转税，从各种各样实物税和徭役变为货币税。这种趋势的走向是和中国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型是高度吻合的。

      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没有人头税和农业税了，流转税（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而所得税是第二大税种，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而从征税效率来说，现在的中国在征税上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流转税在交易环节中抵扣，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预缴和汇算清缴，征税效率大大提升，更不用说明年就要实行的征税系统和社保等各种系统进行对接，征税变得更加高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过去打打擦边球少交点税的空间在未来会越来越小。

      桑弘羊的盐铁专卖政策反映到现在，就是各种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央企，能源、电信、电网、矿产、军工等垄断性的大企业把持着产业链的最上端，其赚取的利润是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历史上财政危机比较严重的王朝，会不断扩大专卖的范围，这就是典型的与民争利，专卖政策会带来资源垄断，操控市场，官商勾结，效率低下，普通民众感受到的是不公平和强烈的被剥夺感，最终动摇的是底层民众对政权的信仰。

     货币超发和贬值是一种隐形但是杀伤力十足的榨取财富的方式，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财富，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进行定价，通过货币的流通实现财富的转移与分配，货币的每一次超发，都是对实体财富的再定价，这样的贬值实质上是通过数字游戏榨取了民间的财富，真可谓是洪水猛兽，全体民众都会遭受财富的洗劫。辽国、金国、元朝还有后来的民国蒋介石政府都是因为无底线的滥发纸币造成了政权的崩溃，我们过去都认为是军事失利导致政权垮台，实质上是经济的崩盘导致民众的抛弃。

      过往两千年，治乱兴衰，天道轮回，变得是不同的统治者和政策措施，而不变的是老百姓对生存和发展的渴求，统治者施政，一定要顺天应民，不管改善财政体系，实现优良治理，最好的模式就是放活民间，增强经济活力，合理收税，抑制官僚机构膨胀，对内对外不好大喜功，不瞎折腾，这样才会实现财政的平衡和民生的改善，如此，才会政权稳固，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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