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流行很广,十分时髦,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教育界有过相当大的影响,陶行知在出国紧急接受进化论思想,认为:共和者,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也。进化非人力可能御,即共和非人力所能避。同时又怀抱教育救国的志向:人民贫,非教育莫能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能智之。
因此人们很容易领会和吸收杜威的教育思想,一度成为他的忠实信徒,陶行知对杜威有很高的期望,认为杜威必定能帮助东方人建设新教育,他尊称杜威是当今的大哲学家、大教育家。1917年,25岁的陶行知就是怀揣着他老师教育即生活、学校及社会的法宝,带着他老师的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回国的。他曾系统向国内介绍了杜威的学说,开列杜威16种著作的书单,特别指出其中四部,《平民主义之教育》《将来到学校》《思维术》《实验的论理学》是教育界人人都应当必备的必读书。
杜威的教育学说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至少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注重科学。二是借助实验方法。三是教育应当与社会相联系,以及做中学的思想。重视科学、重视实验、重视实践熔铸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根本原则。
但是,杜威的教育学就是具有根本的局限与缺陷,因为它产生在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西方国家,只是在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前提下,通过普及教育进一步改良社会,政治而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这种阶级局限和根本缺陷,曾一度使陶行知陷入困境甚至绝境,但陶行知并没有被困死,而是绝地突围,在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帮助下逢生,依据实践对杜威教育学说给予革命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