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海善 编辑：伦智英
杀猪，农民们大都选择在大年前夕，故称作杀年猪。一头被牢牢绑住四蹄的猪，放在一张低矮的木桌上，正无可奈何地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大人们有添柴的，加水的，磨刀的，还有端盆的，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院子里支一口大锅，锅里的开水冒着腾腾热气。一帮孩子们不停地追逐着疯来疯去，欢呼雀跃，无不烘托出即将来临的大年的隆重与热烈。
在那个粮食奇缺，农民们大都吃不饱肚子的特殊年代，村子里养猪的人家寥寥无几，杀猪过年的人家更是少之又少。
自打我记事起，在经历了七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清晰地记得我们家共杀过三次猪。每一次杀猪都给我留下了难以抹灭的深刻记忆。
我十一二岁那年，第一次目睹了自己家杀猪。后来想想，那次杀猪，实在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杀猪，因为那次杀猪用的不是杀猪刀，而是用一根麻绳勒在猪的脖子上，由爹娘各拽着绳子的一端生生勒死的。那天，爹娘的脸上并没有杀年猪的那种洋洋喜气，反而掛着一层沉沉的忧虑与恐慌。
被杀的那只小猪只有三四个月大，还没有吃到一粒粮食。那时喂猪，全是用地瓜秧，谷糠和打来的猪草做饲料。日子过得稍好的人家，在杀猪前一两个月，才舍得喂块豆饼催膘。我们家那只可怜的小猪，因为没有喂上食，身上的毛刺猬般直立着，瘦得皮包骨，充其量也只有三四十斤。这么一只可怜的小猪本是不该杀的，但它生不逢时，过早地被勒死了，成了它同类中最悲惨的短命鬼。
对于这只小猪的生死去留，爹和娘曾认真商量了大半夜。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压低了声音的对话。娘说，它太小了，怪可怜的，留它一条小命吧。爹说，留着，它也逃不了命。被充了公，也是别人嘴里的肉，莫不如自家偷着杀了，让大人孩子们犒劳犒劳。娘叹了口气，说，你真馋。
杀这只小猪的起因，完全是来自于一股令人恐惧，也令人难以置信的风言风语。那些日子，大人们在背地里，都神神秘秘地咬着耳朵，说马上就要走进共 产主义了。家家户户养的牛，马，驴和猪等大牲畜，都一律充公，统统赶进生产队即将修建的大牛棚和猪圈里，变成了集体财产。各家各户的粮食及所有吃食，也一律收缴，连做饭的大铁锅也要上缴砸碎，交给国 家大炼钢铁，以后家家户户的烟筒就不准许冒烟了。
那股风还传出，村里还要办大食堂。全村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律到大食堂里放开肚子吃饱饭，过上共 产 主义美好生活。有人问，“共 产 主义"是个啥样子。有个识几个字的人说，共产主义就是不管张王李赵，都在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过日子。有人问，那睡觉呢，也在一起？那个识字的人好像也不知道，说，大概是吧。又有人说，要是一起睡觉，那些跑腿子们一个个就美透了。那些不知道是不是胡说八道的风言风语，使全村人都六神五主，惶惶不可终日，鬼子进村了一般。有许多人家深更半夜悄悄起来，做贼一样包饺子，蒸馒头，杀鸡杀鸭，欲将家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吃食，尽快偷偷地吃进肚里，似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天刚刹黑，娘便把那头早已入睡的小猪唤醒，拿根小杆给它搔痒痒。小猪这个傻货不知死活，竟乐得四仰八叉躺倒。娘趁机将麻绳套住了小猪的脖子，便和爹一起拔河般发力。那只可怜的小猪立即翻起白眼，发出细微的呻吟，似乎是在求饶，说，我还小呢！还小呢！娘和爹并未手软，并再次发力。瞬间，小猪便没了气息，四条腿直直地伸着。
我是在大约下半夜的睡梦中，被娘叫醒起来吃肉的。虽然一年中难得吃上一回猪肉，但我丝毫没有体味到吃肉的幸福。许是杀猪时没有放血，瘦瘦的肉呈粉红色，没有一点儿香味儿，倒有一股腥蚝蚝的怪味。我心情沉重地胡乱吃着，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小猪临死时，往上翻着的那双吓人的白眼，还有那求饶般细微的呻吟。
第二次杀猪，是我们家来东北后的第二年。那年，我十八岁。由于刚踏上社会，我还没有受到很深的政治教育，自然思想觉悟不高，目光也很短浅，只会看自己鼻子尖下的那点儿事儿，总算计着能不能吃饱肚子。因此，对那次杀猪发生的事儿，实实在在地钻了牛角尖，从而悲愤不已，感觉天要塌下来一般，甚至连上吊的心都有。
事情的起因出在交任务猪上。那时，上级给生产队下达了上缴生猪，活鸡，还有鸡蛋的任务指标。一年到头，上级都派来工作组住在村里。他们的任务就是监督生产队和各家各户，完成公粮和余粮，以及猪，鸡，鸡蛋的上缴任务。
那几年，养猪的人家每年都是两三家上缴一头任务猪。我家早和邻居老张商量好了，今年他先缴，来年我们家再缴。原因是我们家急着用钱盖房，还打算给我做条裤子。我身上穿的那条裤子，还是来东北时用了全家四口人的布票做的，早已破旧不堪。说了不怕人笑话，有天在山上收割黄豆，偶尔低头发现我那个“老二”，不知什么时候擅自从裤裆的破洞里钻了出来，在外面不知羞耻地丢当着。虽然未被别人发现，但我的脸还是羞得一阵阵发烧。我把这丢人的事儿跟爹说了，爹说，都十八岁的人了，是该做条新裤子了。
我和爹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千不该万不该，是没有向工作组同志请示汇报，就自作主张把自己家养的猪杀了。更为严重的是，我竟鬼迷心窍地把猪肉背到市场上卖钱，既严重违犯了上级政策，又走上了资本主义黑路。正如工作组干部给我一针见血分析的那样，这关系到红色江山能否改变颜色的大是大非问题。想想，是多么的危险和可怕啊！
卖完猪肉回到家，才发现两个工作组干部早就坐在我家里等着我了。工作组干部问，你干啥去了？我说，卖猪肉去了。工作组干部的脸便黑了下来，厉声说，你胆子不小啊，任务猪没缴，就敢杀猪卖钱！我把我家和邻居老张合伙上缴任务猪的事儿说了。工作队干部说，老张还没上缴生猪，你就擅自杀猪卖肉，这就严重违反了上级政策。又问，你卖了多少钱，拿出来我看看。我便从兜里掏出钱递了过去，他数也没数便揣进自己兜里，说，这钱没收了。
工作组干部指了指背筐说，背上背筐，跟我们到队部去。我问，到队部干啥？那干部气哄哄地说，到队部请你喝酒！我伸手要从背筐里拿出没卖完的五六斤猪肉，干部厉声喝斥，放里面，这肉不是你的了！
到了队部，工作组干部让队长派来两个民兵，说，好好看着，别让他跑了。又对我说，老老实实反省，交待问题，什么时候反省好了，什么时候放你回家。
我在队部呆了三天。晚上，两个民兵让我偷着回家，说，回家睡吧，这里太冷了。又说，早晨早点儿回来，别让他们发现了。两个民兵和我都是一个队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心里还是深受感动。心想，到啥时候，老百姓还是同情老百姓啊。
工作组干部让我写检讨书，让我深挖思想根源，树立起先公后私的国家主人翁思想。我写检讨书不怎么费劲儿，一会儿便写了三页纸，全是模仿着广播上常说的那些话，说自己思想跟不上大好形势，只想着自己盖房子，穿裤子这些小事儿，看不到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这件大事。写完检讨书，我意犹未尽，又心血来潮瞎编了几句顺口溜，画蛇添足写在了检讨书的末尾。我恍惚记得是这么几句:
站在山沟望北京，
世界革命掛心中。
养了肥猪咱不吃，
上缴国家乐融融。
工作组干部看了，笑着说，写的挺好，你小子还挺有嗑唠。
那年，我家的房子没盖成，裤子也没做成。娘在我那条破裤子裆部又补上了一层破布。工作组干部唯一落下的那四个猪蹄子，大年三十，爹娘，我和妹妹每人啃了一个。
招工到了矿上，我们家还保留着养猪的习惯，以补贴家用。矿上职工喂猪，和农村一样，也是上山打猪草。猪养到一两年，就是不肯长膘。直到改革开放不吃供应粮了，老百姓才真正吃饱了肚子，大人孩子的脸上也有了红润。人们养的猪也膘肥体壮，油光发亮，走道一步一晃，炫耀着自己的富态，象个亿万富翁。
看着猪圈里浑身滾圆的大肥猪，我心里突然冒出个新念头。心想，爹娘都快是八十岁的人啦，一辈子没吃上几顿饱饭。现在有条件了，应该让两位老人好好地享受享受。我和爹说，咱家养了那么多年猪，都让外人吃了。这猪咱不卖了，杀了，咱自己家吃，管够地吃。爹笑着连连点头，说，好！好！咱自己吃！管够的吃！
那天，饭桌上全是肉，有肥肉，瘦肉，有五花，排骨，有猪肝，肥肠，有耳朵，猪蹄，还有猪心，口条，香气扑鼻，可算得上是猪肉大全，这在我们家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丰盛的菜肴。
爹从来滴酒不沾。这天，我给爹倒了一小杯酒。爹不时端起酒杯抿一下，再夹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嚼着，显得非常的自得和幸福。爹曾上过两年私塾，会唱几句二三十年代的老歌。爹的酒喝到有点儿微醉，竟轻轻地哼起了那首《苏武牧羊》的老歌:
苏武留胡节不辱。
雪地又冰天，
穷愁十九年，
渴饮雪，
饥吞毡，
牧羊北海边。
……
我瞅着爹的脸，正入神地听着，爹突然不唱了。许是歌声把爹带回到那些遥远的深刻记忆里，爹的腮上两颗泪珠正缓缓滑落……
作者简介：袁海善，网名：白头醉翁，吉林白山人，松树矿退休职工，爱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