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学写字，第一课老师说：写法就是章法，不能由你性子来，比如写一横就得分七步：顿、提、挤、拉、扭、拧、按。
作者到今天都没去上第二课，但即使这样，他依然认为老师讲的有道理，这不是矫情，而是因为老师教的是毛笔字。
如果不分七步，就会拖累读者辨认速度。因为宣纸和墨不会天然交融，笔尖的毛必须刻出足够的沟回，才能拦住墨汁流淌的欲望。拐弯抹角是为减少洇墨。
现在少有人这么扭捏，因为会拖慢写字速度，毕竟宣纸和毛笔已进化成A4纸和水笔，纸面和笔尖一起变硬，洇墨问题解决，于是七步只剩一拉。
直来直往的写字理念甚至灌进了我们的手机屏幕，你有95%的概率正在读没有卷角的字。可是，为什么还有很多字的边角依然保留着毛笔时代的印记？
如果是为显示清晰、阅读方便，没有卷毛的雅黑视觉上优于头顶胎记的宋体：
一般人更容易看清雅黑字。你可以把手臂伸直，或者后撤两步对比宋体和雅黑的阅读舒适度。
宋体相比雅黑，根本区别在于有没有衬线。
一、什么是衬线？
衬线就是字角的卷毛。
有毛的是衬线字体，比如宋体或仿宋；没毛的是无衬线字体，比如微软雅黑或思源黑体。
别看现在满眼无衬线字体，以前的字可都有衬线。
1444年，古登堡工业化了活字印刷术，制书成本比手抄时压缩90%。但当时的条件和中国古代一样：纸面极易洇墨，于是古登堡和工匠们想出两个办法：
一是细化笔画，增加字内空白，让每个字母更清晰；二是增加衬线，收住油墨在字角打滑的脚步，同时增加铅字和纸面的摩擦，减少印刷时的纸面打滑。
衬线字体就这样顺风顺水地行走了五六百年，甚至成为机械打字机的行业标准。而我们的汉字自然更不必多说，基于同样的原理，民间工匠雕出很多衬线。
但是，活字印刷的缺点也在不知不觉中暴露出来：
排字耗时费力，铅板重得容易砸伤脚，仓库占地大，万一地震来敲门，工人出院后还要花两三周时间，把散落一地的活字一只只捡起来，重新排齐。
随后，一种新印刷术的普及改变了一切。
胶版印刷，是用滚筒把油墨刷到纸面上，纸面下压着一块已经刻好的板。这样一来，排版就更灵活，耗墨少，成本低。
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洇墨，于是无衬线字体雨后春笋，因为这能减轻阅读负荷，使读者不用绷紧晶状体去辨认字内笔画。
胶版印刷和电脑排版一结合，一夜间赶走了活字印刷厂里的年轻人，留下白发的排字工，坚守晚年。
胶版效率是高，但还没到最高。你看，我们专栏的文字就绕过胶版印刷、直接投射到你视网膜上，因为屏幕已经霸占了我们这代人的阅读场景。于是，衬线字体越来越少，原因只有一个：少有人要。
因为不被人爱而被奚落出时代的，除了某些印刷术、印刷厂和印刷字体外，可能还会有某些逻辑，比如法币的逻辑。
二、什么是法币？
法币是一个地区法律规定使用的货币，如美元、日元、欧元。
人们用法币买入商品，又付出劳动赚回法币，于是法币成为人们眼中的货币。同时，商业世界的循环似乎在告诉我们：货币是货币，商品是商品，两者井水不犯河水。
但总有一帮人去思考，货币和商品间到底有没有界限？冲在最前面的人叫哈耶克，他把整个货币演化史摊开一看，发现界限是有，但不显眼。
贝壳、金锭、银票、铜板、纸币、甚至二战时德军战俘营里的香烟，都曾被当成货币来用，只要人们心里认准一样东西价值稳定、并且还能带来带去，它就会变成人们手里的货币。
人们传递的不是货币本身，而是他们心中的价值。
货币附于价值之上，就像文字趴在信息表面。看起来传递的是字，实际却是信息，其他文字、甚至声音动作都能担任信息传递者。各种商品总能被人认出一些内在价值和流动性，于是，货币和商品间就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别。
如果任何商品都有资格扮演货币，那问题就变成：是否必须由社会管理者为这些角色颁发名份？
历朝历代的社会管理者们一起点头回答：是的。
哈耶克接着问：把管理货币这种事只交给一家店去做，到底有没有可能做到最好？
没有人回答他。
法币，被普遍视为当代货币的唯一定义。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铸铜钱、印钞票这种事只能交给一个地区里的社会管理者去做。
但哈耶克想，真的么？如果是真的，怎么没人出来说清楚：为什么货币流通这事不能交给竞争去解决？
还是没人睬他，于是他写了一本书《货币的非国家化》，核心观点是：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家餐馆，那炒出来的菜一定不是最好吃的，这个逻辑同样适用货币流通领域。和普遍认知不同，只有移开社会管理者的遮天之手，引入竞争才能最终稳定物价。
这本书出版后的20年，是哈耶克被嘲讽的20年，主要理由是政治上的不可能。
但事实是，即使管控再用力，伴随一轮轮的经济危机，长期物价都在涨，所有法币都通胀，这又是为什么？
法币最初只是一个记账工具，并非从天而降的神，可它必须有个神来创造，社会管理者在历史的起点扮演了神的角色，分娩出法币，用于最初的会计核算。
在金银时代，会计核算比铅字排版还累，货币鉴别是件专业的苦活，比如：老板给你发的年终奖是一块金元宝，你还要切开来化验。
社会管理者走上来，拍着胸脯对你说：别验了，我把我的头像印在这张纸上，你放心，每张纸背后都有一个金元宝。而且你看，我是全国连锁的，大家都认识我这张脸，所以我是没脸骗你们的。
你看了一眼马上要被切开化验的金元宝，心想：能方便就方便吧，反正隔壁邻居也认。于是，你把元宝换成那张印着头像的纸。
社会管理者把元宝往口袋里一放，转身离开。但他转念一想，元宝都放仓库里，卖两个出去又没事，没人会来换元宝，元宝好重的，换了连拉回家的汽油费都盖不上。
而且，我多印几张纸也不会有人管，因为管事的人就是我嘛。另外，听说胶版印刷效率不错，一开刷就能刷出很多张，我作为社会管理者，就用几张拉升一下社会就业率吧，这样拍成新闻也算功德无量。
于是阀门一开，洪水泛滥。本想给结算行个方便，结果是物价和社会管理者一起手忙脚乱，而且忙着忙着物价总是越忙越高。
在稳定物价这件事上，社会管理者不是没有努力过，他们一开始敲定法币和黄金兑换的比率，然后再对标一揽子商品价格调整法币发行量，最后面对经济危机还要算量化宽松……辛苦，但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百年来的历史都在颠来倒去地重演这出肥皂剧。
先知的命运是这样展开的：先被讥讽，后被奚落，人们直到山穷水尽，才再次想起他，而这恰恰是哈耶克一生的总结。
——薛兆丰 1999年
先知手里拿的不是水晶球，而是思考工具。那时先知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把法币和其他商品绑在一起，到底有没有必要？
三、十字路口的规则
所有社会管理者最初都立志驯服法币，让它老老实实地跟着总体物价跑，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作为一种相对关系，价格间接表达着商品间的等价比率。
找出一种稳定法币的难度，不是在大海里捞针，而是在宇宙里捞一颗相对其他行星都静止的行星。
社会管理者的传统做法是用法律规定比率，但历史一再指出这种方法无效。因为这无异于用绳子绑住行星，并且规定行星不准拉断绳子。
这是件时刻要精准衡量的事，那就似乎有种更好的选择：市场。
哈耶克说，法律把法币与某种具体商品绑在一起，既没必要，也不可取。法律和法币你们这样太吃力，这种苦活交给市场就好了。这也难怪被人笑话了20年，因为他把话说早了。
其实，所有对法币的质疑都指向一点：管事的人靠不靠谱？管事的都昂首挺胸回答说自己没问题。但问题是，如果管事的人不靠谱，被管的人又能怎样对抗？
一般不会对抗——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事实回答我们。
管理者和被管者双方常常相安无事，除非太过分，镰刀和锄头会飞向主席台。但每轮揭竿而起，结果总是放下竿后太阳重新升起，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全天下的竿都没什么两样。
所以，该增发还是增发，反正合法。
看着很风光，但法币自己却骑虎难下，和民众无法选择货币一样，它也无法选择自己的退路。
虽然法币不是竞争出来的，但这里有个极其简单、但却常被人忽视的一点：作为法币的生父，社会管理者可是从血海筛出来的独苗，事实上他们已经完成过一轮竞争。
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竞争，因为干不好可是要被换的。所以，每一只法币都是在缺少货币管理技术的条件下，绝地求生。
货币的演化似乎在法币这里陷入了僵局。 但是，保有财富的渴望是用户的刚需，打破僵局的最终动力也来源于此。
用户永远不傻，一旦发现有个东西居然比默认法币好，最终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唯一需要的是时间。
一种货币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人们对它的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黄金支持着法币，而是人们对社会管理者的信任支持着法币。黄金或者法币，最终不过是件套头衫。
人们最终关心的不是外套，而是稳定的内在价值，这种稳定并非指固定，而是指可预期。货币的保值能力决定着人们持币的欲望，于是，真正决定一种货币生命的，是公众的持币意愿。
满足这种需求的供给，只可能在市场里找到，这是为什么？
有读者在《精英日课》发问，为什么女朋友不听他讲道理，万维钢的回复是：如果你有几个女朋友相互竞争，不听就面临淘汰，她们就会学会听你讲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从竞争角度看，由于内生缺陷，法币注定是货币演进之路上的一个公交站台，公交车会把人类带去更好的站台，但时代把我们扔在这里，同时也扔了一个问题：按照规则下一站是哪里？
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思考。
历史上所有的规则都用来做出十字路口的选择，它告诉人们，面对不同场景应该走哪条路，但当规则本身走到十字路口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也许，真实十字路口的演化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
在民众意识和红绿灯高度同样低矮的过去，如果马路中央能插上一名交警就十分必要。但在摄像头和处罚制度同样高耸的今天，那个交警还有必要继续留在马路中央么？
也许高峰期确实有必要，但我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看见交警叔叔和他们的岗亭了。
结语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规则这件事。
我们真的只能基于现有规则平面做事？真的只能闷头执行那些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则的规则？祖祖辈辈用他们的认知打磨出的规则没人发现有问题、就真的没问题？
各方有各方的逻辑，但是世界另有逻辑，不管你喜不喜欢，逻辑都在那里。
历史上所有法币都这么做，是因为它们不得不这么做；民众都把法币作为首选，是因为他们选无可选。
他们身处法币时代，被法律包围，但法律由人看守，而人性的不确定又像雨水，一路洒满通货膨胀史。
所以，哈耶克咬牙写下全书最后一句话：
What is now urgently required is no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ystem but the prompt removal of all the legal obstacles which have for two thousand yearsblocked the way for an evolution which is bound to throw up beneficial results which we cannot now foresee.
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构建新制度，而是马上搬走一切法律障碍，这些障碍横在货币演进之路上已有两千年。站在今天看，货币演进的好处我们无法预知，但这一横注定剿灭所有可能。
他犯了点小迷糊：法制社会，最终能搬走法律障碍的，一定是其他法律。可是哪家法律背后不是人在执行？而一旦染上人性，如何保证不超发？
即使推理逻辑无可挑剔，但哈耶克还是没有办法回答上面的问题。站在四十年后的时光里，我们是幸运的，因为答案就在脚下：
Code is law
代码，就是被哈耶克推理到、却死活没找到的法律。
万万想不到，解绑blocked the way的，不是哪款法律，而是一款叫blockchain的技术。
这款技术从计算机发明那天起就在酣睡，2009年1月3日，一个叫中本聪的匿名者一脚踹醒了它，它化身代码，用点对点思想解决了绝世难题：双重支付。公开透明的作风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千年后的它依然会如约承付。
但我们必须清醒，长期存在的事物一定和周边环境保持正和博弈关系。在共识瓜熟蒂落前，忍受法币通胀不仅是民众应担的成本，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动能。法币毕竟向历史贡献过结算的便利，就像衬线字体帮我们搬运过知识那样。
所以，相比匆匆在中心化或者去中心化的货币两侧挑边站队，我们更应趴在演化视角俯视全局：每种法币都背负它的使命切入历史，看起来一路威风，但实际是被演化格局生拉硬拽着，拖进终局。
演化的复杂性在于：个体努力作用极其有限，演化规律决定万众生死。有人可以掐死规则法令，但没人可以改写演化路径。
你我都是历史河脉里挡住粼粼波光的小船，唯一能做的就是定睛看准大河流向，顺着江海寄托余生。
本文于2018年3月17日发布于同名微信公众号：汤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