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白河上皇、鸟羽上皇、后白河上皇与院政，以及武家势力的参政

连载至此，既定的话题，不得不延续下去。但是，你知道，在平安时代讨论这一话题与其他时代是不同的——在这个摇曳多姿的时代，讨论政权政治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是多么煞风景的事。需要多大的定力才可以抗拒那些更有魅力、更具历史穿透力的着眼点。需要多么坚忍的理性才可以不理会那些来自悠长时空中无数深情的颌首和微笑。

以及迷人的背影。

那是贺茂川逝水的背影，也似桐壶浮舟末摘花的背影。

恍惚间，分不清是女性摇曳的身姿还是钟槌漠然的徘徊……

——偶尔腻歪一下。继续说摄关。

400年平安的第二个主角是实施院政的“上皇”（即退位的天皇）。但是，在上皇们登场之前，得给摄关收个尾。

摄关政治的巅峰在藤原道长时期，如其所言：“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

月既已满，其后则亏。

肾亏。

赫赫扬扬的藤原氏突然有一天生不出皇子了——那些一代又一代出身藤原家的“后妃”们，专职负责生产带有藤原氏血脉的皇子，却突然生不出孩子了。

藤原家数代高手把玩纯熟的权力循环游戏，竟然以一种尴尬的自然原因轻易的中断了。——事实上，经验丰富的藤原氏在筹划每一代的权力继承时，一定会提前做足准备：当自家的产品不能保证质、量时，一般都会早早物色备用品，收为养女，以确保入宫的供应充足。

既然如此，却仍出现了“生产链”断裂，天理何在？

若从上帝的视角，万物皆有寿命，万事同理，此即天理。

而从人间的视角，也可以诸葛后亮一下：藤原氏谋权的根基，有生理基础而无法理依据，故从一开始就存有先天缺陷。裙带关系、别人的枪，终究是靠不住的；后来居上的武家会证明，用自己的枪才是正道沧桑。干…啥都得自身硬啊。

而且，武家的刚直、朴拙、克己，相对于阴气过重、萎靡孱弱的末世公卿，于国家社会而言倒真似一剂壮阳的特效药。

此是后话。

且说藤原氏把持的皇位继承偶然出缺，那些始终隐忍的敌对者和觊觎者也没有错过机会，于是，与藤原家毫无干系的后三条天皇有幸即位。

对此，或想当然的认为，有幸壮年即位的后三条一定是个崇祯氏的人物，必是极其低调而坚忍的性格，先前必是一贯以顺从及至无能的姿态示人，从而使不得以退而求其次的藤原氏放松警惕，而给予即位的默许。——再想当然的，期间各方势力之间恐怕也少不了暗地里一系列的博弈、运作。

之所以想当然，是因为，后三条转脸对付藤原时，表现的非常精明强悍且有条不紊，手段既狠又准。一招釜底抽薪，大势立显。后三条一度使天皇亲政得以复活，堪称摄关政治的掘墓人，也是“院政”的奠基人——所谓院政，指“上皇”或“法皇”等已退位天皇实质性的操控政权，类似“垂帘听政”。而后三条时代，自己还是以在位天皇的身份行使正统权力，故称奠基而非开启。

既是“奠基”，则在皇室对抗大贵族的过程中，土地资源及土地制度作为政权根基的特点，再次凸显。

后三条充分利用因摄关家长期专权导致的中小贵族、庄园主等地方势力一再积压的敌对情绪，从土地、庄园入手，出台“庄园整顿令”，重新调查整顿全国土地。大量庄园、尤其是摄关家控制的庄园被取消“不输不入”的特权，摄关家的经济基础和权威性一并被削弱。

看起来，律令制的国家制度似有复兴希望。

其实不然。

整顿的结果，并没有恢复成作为律令制基础的公地公民制。大量寄进给藤原氏的庄园主见风使舵，改换门庭，转而寄进于皇家势力。于是，所谓的“收归国家”，开始是皇族私有，后来逐渐集中为上皇势力的私有庄园，同样享有“不输不入”之特权。是故，寄进地系庄园制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寄进的座主由立于名义朝堂之上的藤原氏变成了住在寝宫后院发号施令的上皇，换汤不换药。

而且，相对于摄关时代，在院政时代，寄进地系庄园制不仅没有消弱，反而更加稳固。土地不仅没有回归律令制的公属性，其在庄园制下的私属性反而更甚。

通盘回看，由公向私转变，是律令制衰落的标志。而在封建社会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皇权转为摄关政权，就是公转向私。而由摄关转为院政，是把这种公私转换推向更深的程度。

因此，从此意义上，不要说比之早先的律令制时代，即使与摄关时代以及后世的幕府时代相比，院政时代也毫无先进性可言。制度设计上甚至更劣。

退而不退，把天皇当傀儡，以“太上皇”的身份另设私属小朝廷，且完全利用私人依附关系来行使权力，是更为典型的以“术”而非“道”治国，凌驾于法定朝廷之上，在成功的架空摄关政权的同时，也使真正的朝廷和法定最高权威——天皇，一并成了摆设，成了陪葬的牺牲品。这样的做法，其实与摄关家越俎专权没什么不同；而其正统皇权之父的身份，比之摄关家之“岳父”，潜在的能量更大，也更具侵蚀正位皇权、法定制度的便利性，更具“表面上的合法性而实际上的欺骗性”特点，因而危害国家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且更隐蔽。

事实确实如此。

其上无任何更高位制约力量的上皇和法皇们，狂妄的言行比之巅峰期的藤原道长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荒谬至极的统治政策更是空前绝后，无出其右。比如仅仅因为崇佛就严令禁止一切杀生行为，以致所有以渔猎饲牧为生的百姓失去生存根本，全然不顾国家根基。更不必说私授封地（推行私属知行国制度，彻底背离律令制）之变本加厉、卖官鬻爵之肆无忌惮。国家因此的毁败比之摄关时代更甚——毕竟名义上，摄关之上还有天皇，令其多少有所顾忌。

在院政初始期，之所以实施院政，还可以解释为以退为进，乃是为了对抗摄关政治（把持朝廷）而不得不另起炉灶，是出于客观原因不得已而出的下策。但是此种“下策”却使上皇获得了久违的、且完全没有制约的皇权。随着摄关势力的迅速衰落，院政效力的不断落实，院政制度对上皇个人带来的权利诱惑之大，已使从朝堂到后院的搬家计划不再是被迫的选择，反而成为积极主动的“上策”，勉力延续和维护院政制度也就成了上皇和法皇们当仁不让的做法，不死不休。于是白河上皇的院政可以持续40多年，其后的鸟羽天皇在白河上皇死后，也迫不及待的选择退位而成为新一代强势院政的推行者，至其死后，还有继续依葫芦画瓢、为五代天皇代言的后白河上皇。

自后三条时期的萌芽开始，院政以维护皇权律令制为初衷，但是后续实际的结果反而使天皇制度威信扫地、更加衰败。

综合来看，把院政时代称为日本最坏的历史时代，不论古今，确实可以获得很多的赞同、附和。

除了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原因，使皇权律令制万劫不复的直接原因，则是武家势力的强势崛起，而为其提供机会并促其坐大的，正是上皇及其院政。

失去权柄日久的皇室，自身没有嫡系武装，院政要与摄关政治对抗，只能借力打力（又是一个“用别人的枪”的政权）。其所利用者，如前所述，是受摄关公卿压制的中小贵族、庄园主等地方势力。上皇们除了要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当然也是看中了他们的武装实力。

由于庄园制的盛行，地方庄园形成实质性的“割据”，各庄园主为保卫和扩大庄园，多以自己一族为骨干组建私人武装，逐渐形成家族式武士集团（可见，武士从产生之初就是以主仆式私附关系为标志的），更有早先从皇室降为臣籍而在封地盘踞多年的地方豪族，逐渐聚合成实力更为强劲的武装力量（例如桓武天皇后裔平氏、清河天皇后裔源氏）。但是，自摄关以来，这些地方势力虽然有钱有人，却一直被以摄关家为代表的畿内公卿贵族（公家）歧视、压制而缺乏上升的空间。他们迫切需要打破垄断的机会和渠道。

于是，院政与武家势力，供需两旺，一拍即合。

上皇越过摄关，直接擢升武将，并从武家（尤其是平氏、源氏）选拔强力武士，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为上皇所在的院厅、御所提供安保、拱卫，同时震慑对手。院政便以此及其背后的武家势力作为与摄关势力对抗、行使实权的军事后盾。效果显著。

但是，引虎驱狼，虎患更甚。借机上位的武家势力比之此前任何时代的权臣、公卿势力都更加霸道，难以驾驭。于是反客为主，终成历史之主导。

院政的时代，实为公家政权（宫中皇室与公卿权贵）的内斗、而使本质上更具敌对性质的武家政权得以侵入并逐渐站稳脚跟的时代。畿内“上流社会”内乱，乡野“粗鄙蛮族”得利。

院政时代，长达百年，看起来时间不短，但是真正对国家有绝对控制力的时间不足一半，100年的前期，摄关贵族死而不僵，间或仍有掣肘。后半段，尤其是后白河上皇实施院政的时代，实际已处于武家势力的强大影响力之下。后白河的30多年里，用尽心机，今天拉着平氏打源氏，明天又宣源氏讨逆平氏，反反复复，极尽挑拨、制衡之能事，整个国家日日处于鸡飞狗跳，混乱不堪的状态，以致把自己搞的人神共愤，竟然被全民冠以“日本第一大天狗”的诨名（日本传说中的三大妖怪之一，凶恶，惹祸精）。而把这样的“雅号”用在后白河身上，或许还应加上蠢萌之意。他用自己近乎搞笑的所谓谋略，多少淡化了后人对此妖怪的恐惧。他频繁的180度的切换立场，在平氏与源氏之间上蹿下跳、玩命折腾，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被他忽悠的一方轻易反制并抓包。然后呢，即使当面对质也依然可以表演的很无辜，仿佛全然没有发生过一样。每每想到这样的场景，我仿佛看见：这次的平氏或者那次的源氏或者第n次又是平氏等等排着队兴师问罪的众人，一次次面对后白河一如既往的近乎卖萌的表情时，那些总是一脸蒙逼、脑子短路的样子。我想，也许他们的下一句话就是“罢了罢了，拴好，关门，严加看管！”

看似玩笑，但是，这一切的实质，恰恰反映出院政自身的无力和尴尬。到后白河时期的院政，基本处于平氏与源氏的轮流控制之下（期间后白河还一度被平氏软禁数年），有名无实。以此状态直到其故亡，便连名义上的院政也不复存在。

或可说：后白河如此处心积虑的搅局、没完没了的狂刷存在感，不过是皇室公家对于注定要来临的武家时代的恐慌焦虑和负隅顽抗。

是故，看似较长的院政时代，终究不过是个“过渡期”，是公家政权向武家政权过渡的时期。此后的日本，从平氏掌权（短暂的平氏专政可以看作一个不伦不类的武家政权，实为武士因传统的尊卑惯性而刻意模仿公家的一次不成功尝试，此后逐渐成熟并建立自信的武家势力再无此强烈的自卑，从而开创了一个强过一个的幕府政权，以及属于武家的文化）直至大政奉还，约700年，占日本有记载之全部历史的一半，且是对今日日本影响最大的一半，全都是武家势力的天下，可见武家政权的强势和控制能力。

而其期间，从镰仓到室町再到德川，从源平之争到南北朝，从战国乱世到安土桃山再到关原合战，尽管“天下人”频繁易主，但都属于武家内部争斗，不过是武家政权自身不断调整、自我完善的过程（德川幕府的参勤交代制度及《禁中及公家诸法度》，算是武家政权长期调整完善的最终成果，终从根本上结束了纷乱之源）。而自始至终，皇权及公卿都只有旁观的份儿，长期隐身于历史舞台之下，偶然露个脸儿，不过是被某位霸主拉来跑个龙套站个台，一俟用完，便继续一边凉快了。

完全可以说，院政的时代，从一开始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最后，关于“术”与“道”，想起曾经热播的《雍正王朝》。

剧集中期，历经磨难的四爷终于胜出。登基前夕，同一战壕的某皇弟深夜来访，想必是以功臣或心腹的身份来贺，或密商今后之国家“大计”。雍正习惯性的准备接见。但是，精于权谋、在雍正争储之路上机变百出的“军师”邬先生，却一改往日阴谋家之做派，断然阻止会面，称陛下已是皇帝，皇帝乃天下人之皇帝，治国当行大道，故请王爷明日朝堂正见。雍正一时错愕。

不仅如此，邬先生功成自求隐退，自言所学是术非道，可谋权，于治国却无益。——如此说辞，虽旨在自保，但在精明多疑的雍正面前，自然不能仅仅是托辞。

本期完。                                                                           （ 待续。下一期《平安，平x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