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信仰，但却急功近利，在拜佛的时候一拥而上，眼睛里看不到虔诚只有焦灼；我们需要理想，但却不懂得理想是什么，于是才有那么多人把国考和艺考当作出人头地的通道，万人抢走独木桥；我们需要理性，但在许多围观事件中，却只有麻木的盲从，会被一个谣言搅得人心惶惶……

有这样一个故事，把斗鱼放到一个鱼缸里，它们会相互厮杀，直到全部死亡，而将它们放养于江河湖海中，每条鱼才会繁衍并拥有自己的家族和幸福的生活。

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贪心不足蛇吞象，人在骨子里都是贪婪的，真正修炼到没有欲望的境界之人百不存一，凤毛麟角。李叔同是一个，梭罗是一个，尼采是一个。

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炫耀性的消费”，人们在这种消费中追求的不是该产品物质功能的满足，而是向周围的人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

虽然有位大艺术家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但是绝大多数人缺的恰恰就是这百分之一。所以要做艺术家、科学家，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百分之一，如果没有，那百分之九十九就是白费力气。

而西方人自从信了基督教，对性就有了一种负罪感，总是要就自己的性欲望不停地忏悔，内心受到折磨。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传统性观念相当淳朴健康。

这种人在我看来是另一类先天残疾人，他们就像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生活舒适则舒适矣，却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动力，因此不会有健康快乐的人生，更不会体验到人生的高境界。

他们在生活中什么也不追求，也就没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因而他们的人生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和一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猪没有太大区别，就像那个奥勃洛摩夫，小说都读到一大半了，他还没从床上下来呢。

杜鲁门总统当年写信给家人抱怨，说他被新闻界折磨、纠缠，除了一忍再忍，无法可想，但最后他说“扛不住热，就别进厨房”。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很大，而在媒体被诉案中，媒体的败诉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

美国人付出过这种自由的代价，他们经历过麦卡锡时代因为党争在媒体上肆无忌惮的造谣中伤，捕风捉影行为“在谎言泛滥的恶劣氛围下，整个社会都将走向堕落

想要避免这样的堕落，就是胡适当年办报时说过的话：“自由的方法就是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给你自由，你能干什么？

家长们何曾想到，孩子们应该先把中国的文化精髓书法学好，汉字写清楚，搞明白，再去读英语，考八级。

家长们趋之若鹜，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学小提琴，却不想让孩子先去听听古琴，了解一下昆曲、皮影、秦腔和京戏。

尊严不是花钱能买来的。有钱，也不是用来炫耀的。文化没了，教养没了，传统没了，廉耻也没有了，我们还剩下什么？

一位日本基督徒朋友对我说：“即使你左手做了好事，也不应该让右手知道。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

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的行为。

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一千六百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一千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只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小。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儿，他们只剩下我们，而我们已经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