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母亲去世三十周年
以我私见，也许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说起母亲，说起母爱，才会有绵绵如三月春雨般的愁思，才有深刻理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无限惆怅，才会感受“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彻骨哀伤。
所以者何？只有如我辈者的母亲，几乎都是终身清贫，终身劬劳，而没有享受过任何时代进步带来的福祉；只有她们饱尝过生活的困顿，而也只有她们，生命之初即陷身积贫积弱的社会深渊，成长过程中又饱受旧礼教、旧道德的荼毒。出嫁前，得到娘家疼爱最少，而出嫁后，如家境不好、家风粗粝，则又遭受夫家欺辱最多，甚至兄弟阋墙，她们也会成为报复的对象——岂止是夫家呢，如果夫家贫弱，你还得遭受来自霸道乡邻的轻蔑和欺侮。记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坦言此生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曾目睹了别人对自己母亲的拳脚，如果说，在看见母亲被打的当初，因为年龄小，还仅仅是害怕、愤怒的话，而随着年龄增长，留在心灵上的那道疤痕，不但不会稍有弥合，反而会日益加深加重，不触即痛……
我们的母亲，被剥夺最多，而获赠最少，付出最多，得到回报最少。劳作，无穷无尽的劳作，似乎就是生活乃至命运赋予她们最大的权利和义务，如我的母亲，自我记事，就如一架劳动的机器，除非病了，她就一直手脚不停地在劳作，劳动甚至变成了一种偏执的生活习惯乃至本能。
而面对如此贫弱的母亲，我们最早与母亲的交流，并不是“妈，你辛苦了”，“妈，你休息一下”，而是“妈，我饿了”，“妈，我累了”……甚至“妈，我的书包呢？”“妈，我的铅笔呢？”“妈，我的袜子呢？”似乎母亲集饮事员、保管员、保育员于一身，所有的不便、所有的不适、所有的不高兴，都要第一时间通知给母亲，传达给母亲，转移给母亲，而不管她能否解决，能否承受，能否腾得开手，但母亲，就是千手观音，就是大力金刚，就是一头永远不知疲劳、只知负重前行的牛！
子女多，负担重。人生最大的事，就是如何养大这些排成队要吃要喝要穿要念书的子女们，母亲也有不胜其烦的时候，当你说你饿了，她也会说，我不饿，我饱得很！或者：饭自己能熟？当你问她“我的铅笔呢？”她也会说，过来拿，就在我手里呢！但同时，她会很快地生起灶火，舀水烧火和面开始做饭，她的埋怨只是为了自己缓一口气，纾缓自己的压力，她就会边埋怨边说出你的铅笔或者笔记本在什么地方，她会埋怨会生气会唠叨，但唯一的，她不会拒绝，对来自儿女们的索求，她只有答应，只有承受。因此，母亲就是一架满负荷不停运转的永动机。
不是吗？我们可以列出一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最普通中国乡村式母亲的日程，你看看她的日程表里都列着什么：
几乎是从鸡叫第三遍开始，母亲就开始起床开饭，因为上学的、上地劳动的，眼睛一睁就要吃东西。人吃了，还有猪呢。有时侯猪比人更要紧，必须喂它。猪喂了，可以休息了吧，不，母亲自己也得下地，男劳力们干活的地方离村子远一些，而村子就近的活，则多数是这些有家务的母亲们完成的，这些活计，不仅仅是类似锄草这样一些相对轻松的农活，有时也会是背土平地这样一些也很累的活，时到近午，她们要稍早于别人收工回家，不是回家休息，而是回家做饭，伺候中午回家的学生、男人们。而回家之前，她们还要顺手拔一些野草回家喂猪，或者揽一些柴草回家烧火，总之是，你不会看到哪个女人的是空手回家的。中午，大家回家吃了饭，略事休息，下午又一起出门，上学的上学，下地的下地。晚上一样，回家略早一点的女人们又得回家饭了，同样，身上的背斗里，是她们劳动时顺手拔的回家喂猪野草，或者是烧火的柴草。……吃完晚饭，洗了锅，用洗锅水和食喂了猪，就到了掌灯时分，男人们可以打着饱嗝到外面找人喧谎吹牛(也有生产队里开会，参加政治学习的，)女人们则要带上针钱活，就着煤油锥鞋纳底，缝缝补补，……做停当了这些，如果家里生煤火，还须睡前封了火，才可以睡觉的。如果身边睡了年龄小的子女，母亲还得半夜再三再四地叫他们起夜，以免尿炕……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是她们的日子，这就是她们的岁月……
而随着子女的渐长，有去外面稿副业的(类似今天的打工，但彼时的打工也是生产队集体的活动，就是组织男劳力们去铁路沿线、矿山，炸山运石，干一些粗话，为生产队挣一些现金回来，而这些人是不挣钱只挣工分的)
，求学的，参军的，外地工作的。这时的母亲们，要伺候的人少了，但除了在家操心一样不能少，而又多了一份对身在外面的子女的牵念：他们平安吗？他们健康吗？他们吃得好睡得好吗？衣服脏了会洗、破了会补吗？如果她们有不安，那一定是对身在外边的儿女们的担心；如果她们会做恶梦，那也一定是因为牵枪儿女思虑过甚的投射……比之子女在眼前，对于出门在外的子女的担忧，使她们情神上的负担又重了许多。是的，以她们很少读过书，很少出过远门，很少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她们很难想象，在外面的子女，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而她们又极少有自己的生活，因此，在她们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对家庭的操心对子女的挂念，很少有其他，也遑论有其他。“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这就是那个时代，我们的母亲，我们母亲的精神世界，我们母亲的生活！
我曾经认为，我至今也坚持这一点：我们的母亲这一代人，也许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一代人。
但是，就在这些辛苦的背后，为母亲者，她们，曾经得到过来自子女的一声真诚的道谢了吗？似乎没有。或许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性格属于比较含蓄的性格，内心的感受不会轻易流露和表达，同时还有一说：亲不言谢。——问题的实质是，或许可以说亲不言谢，言谢就是生分。但是，我们想到这个谢字了没有？有吗？有过吗？
如果会说出一个谢字，这个谢的背后，是对对方的认可，肯定，也是一种溢于言表的善意的构通和交流。而国人的不言谢，正面说是含蓄，一切尽在不言中，但究其实质，我们又何尝不是认为母亲的所作所为，是理所应当的天然合理的；不表达谢字，是因为没有想过这个谢字。没有想到这个谢字，又何尝会觉得母亲的付出，是我们从心灵深处最该表达的一种情绪呢？
一方面是缺乏交流，但在言词上，被顶撞最多是母亲；情感上缺乏构通，但在行动上，被忽视最多的是母亲。你高兴母亲就会开心，你悲伤母亲就会心疼，而相反呢？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和母亲的心心相应！
是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曾经有过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构通，有过对对方的真诚的谢意，并且曾经心口如一地表达过这种谢意，也曾从别人的口中领受过这种谢意，但是，最该得到这种谢意的母亲，恰恰最难得到这种明确的表达。如果说，这是传统文化使然，那么，这是不是我们这种文化的缺陷？为什么亲不言谢？言为心声，如无心声，言亦无由，而如心声强烈，岂能无言？
对母亲，不论从广义的孝，或者狭义的孝，我们尽过几何？无论母亲健在，或者已在天国，真的，我们都少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谢谢你，妈妈！只有一声发自肺腹的谢谢，那么，所有的情愫，所有的感恩，所有的爱，以及所有的歉疚，爰尽此中罢。
但是，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式儿女，我们不仅很少在言辞上或者行动上表示出对母亲的谢意，更难以设想我们能对自己的母亲会有一个拥抱，或者说一声：妈妈，我爱你，甚至，自从我们脱离母体，我们与母亲，除了呀呀学语、除了嗷嗷觅哺，除了蹒跚学步，就再没有任何形式的肌肤之亲，那怕轻轻的一次牵手，那么轻轻的一次搀扶，那怕轻轻的一次拥抱，有吗？没有，难道我们真的认为，一直到老的母亲，都足够强大到不需要我们的搀扶，足够强大到不需要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拥抱，不，从内心深处说，她们需要，但我们何曾给予，何尝想到给予？而正因为没有这样的给予，连母亲都会习惯地认为，这些，本不该来之于儿女，得之于子女，因此，多大的忧愁，多大的哀伤，她们都只能独自承受，自已消化，强行下咽，而逼使自己或五内俱疲，或伤痕累累，这，在原本至亲至爱的人之间，该是多么大的误区，多么大的遗憾，多么大的悲哀！
但我又我宁愿，在天国的母亲，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永远不会有未得到儿女说一声谢谢的遗憾，永远只有幸福的记忆——哪怕那种曾经的幸福比荒原上的清泉还要稀少，而让这一种遗憾，只在我们为儿女的内心萌发，膨胀，咬噬我们的内心，折磨我们的精神，让我们承受一种自省的空虚，无尽的惋叹，以至终老，不为别的，只为我们曾经的无知，曾经的冷漠、漫不经心……
而当我们已身为人父，当我们一步步进入人生晚景，当我们鬓斑齿摇，各种衰老的症候渐次降临，而想想曾经一步步变得衰老羸弱的母亲，竟未得到我们的真心疼爱和一声谢谢，又该是多大的罪孳！
那么，如果有天国，如果所有的生命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如果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世界见到母亲，我希望，我会紧紧地拥抱母亲，深情地道一声，谢谢妈妈！——虽然这一声谢谢，迟了整整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