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时期，遇到多次的农民起义，引起统治者恐慌，原因是政治上腐败，冗官冗兵照成冗费，财政上苛捐杂税增加，急需变革。

庆历二年，欧阳修等官员谏言必须变法图强，朝廷若载因循固守，将弊坏日甚。仁宗急于摆脱困境，便启用维新派范仲淹等人进行改革。

范仲淹并不等同于平庸之辈，是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走入仕途的。担任地方官时为民为国尽心尽力，在朝为官，也直言进谏，在抵御西夏入侵，也能战功赫赫。仁宗启用范仲淹，使得范仲淹有的得以施展的机会，仁宗也是急于变革，马上建立天章阁，让范仲淹起草改革方案，同时一些守旧官员被相继罢免，一时间改革派风气正盛。

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观察和深思熟虑之后，九月份，范仲淹提出了包括十项内容的改革方案。这十项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吏治，有加强军备，有1项。显然，整顿吏治7项，一是发展经济是这次改革的核心。其中"明黜陟"、"抑侥幸"、"择官长"三项与各级官员们的切身利益最为相关。

改革进行中必然得罪了一些守旧派官员和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的主要阻力。

范仲淹在改革过程中认为州县的地方官员称职与否，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疾苦，主张将年老多病、贪浊不才等不称职的官员罢免。

还建议朝廷派出能干的官员担任转运使按察使等职，考察各路地方官员的政绩。对于转运使等路一级的官员亲自检查，遇到有不合格的就大笔一挥勾除。范仲淹的严厉让富弼感到有些不满，就劝阻仲淹道："一笔勾掉一个人容易，可是被勾掉的家可都要为之痛苦了。"范仲淹回答道：“一家哭总比让一路哭好吧！”在面对不公平的选择面前，还是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清除少数吃拿卡要，平庸腐败的官员。

面临着改革，触动利益的时候总会有人说情，有人退缩，有人反对；只有真正的改革者会一往无前的进行下去。

为了达到攻击范仲淹的目的，有人再次提出了"朋党"问题，仁宗恰恰这方面疑心很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没有不各为一党的。如果君子结党为善，这对国家有什么不好呢？范仲淹的这个观点与欧阳修相同。

守旧派的夏竦让自己的女奴苦练石介的书法，然后将石介写给富弼的封信中的"行伊、周之事"篡改为"行伊、霍之事"。做"伊、周"就是做像古代的伊尹、周公那样的辅佐天子的贤臣，行"伊、霍"之事，则是像西汉霍光那样搞废立，一字之异，涵义全非。

小人为攻击改革，所用伎俩卑鄙龌龊，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让改革毁于一旦。让国运就此衰败。

流言传出，仁宗尽管不能相信，而仲淹、富弼却是不能自安于朝，于是两人请求出朝巡边，四年八月，仲淹以参知政事身份宣抚河东，富弼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

这一年的十一月，监进奏院苏舜钦吩咐把进奏院里积存的废纸卖掉，置办酒席与同僚们按照惯例迎接一年一度的赛神会。在宴会中王益柔所作的《傲歌》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句子，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后让手下御史弹劾苏舜钦、王益柔等挟妓饮酒，诽谤周、孔，大不敬。仁宗派人连夜速捕了与会者审讯，苏舞钦等12人受到除名停职的处罚，贬出京师。王拱辰兴奋地说道"这一下一网打尽了”。庆历新政的主持者及其支持者几乎全部被驱逐出京。

改革派的政敌们以"朋党"来打击范仲淹等新政派，下手确实很准。

欧阳修指出的，小人要迫害良善，最好的办法就是指为朋党，要想攻击大臣，最好的办法就是诬蔑以专权。这都是历来君主所最忌讳的。

以君主为依靠的改革，最终还是毁在君主的偏听偏信、猜忌怀疑和犹豫不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