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4年春节刚过，一天我在上班，突然电话铃响了，拿起话筒，是省政府主管副省长办公室打来的，让我没事就到副省长办公室一趟。当天正好没有什么大事，立刻前往省政府。在副省长办公室里，秘书见了我，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书写着几个字。他对我说，李岚清副总理来电话，想让山西查找一下那张纸上的人。我细看纸条，上面书写着：丁敦龄，山西平阳人。我说是什么人？他说不知道，是古时候的山西人，你们单位地方文献和县志收藏较多，副省长叫我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们，你们帮忙查找一下这个人。查查他的祖脉家事，有了结果报我们，我门再报李副总理。他还告我：这个事和音乐有关系。其他再多他也说不上来了。

我平素喜好音乐，又对地方文献有兴趣，工作就是藏阅资料，现在上级如此信任我，把这么荣耀的事宜交给我，当然欣然领命！

回到单位，我大致梳理了一下头绪，先责成相关部门检索我单位的所藏的地方志、年谱和全省有关单位收藏的年谱，找寻丁敦龄的踪迹。

我则上网查询“丁敦龄”其人。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里牵扯到我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一桩“事件”。

１９９８年５月，一支由德国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奏，他们演奏的曲目叫《大地之歌》，这首曲子是本世纪德国伟大作曲家马勒创作的。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浪漫主义作曲家和指挥家。他的交响曲作品气势磅礴，乐思纷纭。这次德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来源于中国的唐诗，唐诗的根在中国，所以他们是带着由唐诗创作的乐曲来中国“寻根”的。

当时负责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产生了疑问：整组曲子是根据唐朝哪位诗人的诗作谱写的呢？

演出当天，李岚清副总理出席。音乐厅中的普通观众里，还悄悄来了一批我国的诗人、文化学者、古典诗歌专家。演出开始的时候，一份依据德文翻译的中文“乐章说明”递到了李岚清和这批学者手中。专家学者无心聆听音乐，大约在休息室里开始紧张地分析研究，寻找诗词作者。

《大地之歌》共分六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愁世的饮酒歌》，注明了作者是李白。译文虽然很晦涩，但学者们一致认为是李白的《悲歌行》；第四乐章《美女》是出自李白的《采莲曲》；第五乐章《春天的醉汉》源于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第六乐章《永别》源于孟浩然的《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送别》两首诗。

在乐章说明中，第二乐章《寒秋孤影》的作者注明不详，第三乐章《青春》的作者德文署名是李太白，可是在场的专家、学者都认为没有见过李白相关内容的诗作。那么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究竟是谁的诗作呢？在场的专家、学者一筹莫展。

演出结束时，李岚清副总理低声而严肃地指示说：“一定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两首唐诗搞清楚，一定！”

《大地之歌》六个乐章的德译歌词交到了中国诗词界著名学者周笃文教授手中。周笃文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的副会长，早年师从于诗词大师夏承焘，可谓中华诗词学界学识最渊博的大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周教授肯定能破译《大地之歌》的唐诗密码。然而，周教授仔细研究《大地之歌》乐章发现这几首唐诗是由中文译成了法文，又从法文译成德文，再从德文谱成曲。这就要求破译者不仅要精通中文、法文、德文，而且要对中国古典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以及欧洲古典音乐都要有极深的造诣。

他把《大地之歌》复印，分别送给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诗词学会的多位朋友，希望能有人破译出这第二、三乐章是哪首唐诗？诗作者是谁？但是，历时一年多时间，无人能够解答。德国艺术家们走了，却给中国学者们留下了一个“斯芬克司之谜”。中国诗词界一时哗然。

2000年６月，两位诗词爱好者任一平、陆震纶几经周折，他们发现，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寒秋孤影》的作者译名上。由于德文版本都转译自法文版的书籍，任陆二人决定深入研究戈谢的《玉书》和圣丹尼斯的《唐诗》。整整４个月，经过比较，两位诗词爱好者发现钱起的《效古秋夜长》就是《寒秋孤影》，只是戈谢在《玉书》中只将这首诗翻译了一半，而圣丹尼斯在唐诗中全译了这首。第二乐章的唐诗终于破译出了。

可是，第三乐章的原作者至今仍是个谜，待人破译。

那么在１００多年前，作曲家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这些唐诗的呢？

周教授仔细研究《大地之歌》乐章发现马勒在注中写明，歌词原作依据的唐诗来自汉斯. 贝格译本《中国之笛》。找到《中国之笛》后又发现，这本德国人的诗作又注明是转译自法国女作家戈谢的译本《玉书》和德国作家海尔曼的译著。

朱迪思·戈蒂埃（Judith Gautier）1845-1917）是法国著名的女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她又是一位汉学家，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情有独钟，简直是一个中国迷。她的法译中国古体诗选集《玉书》和反映她想象中中国的小说《中国龙》对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玉书》中的诗被汉斯·贝格和汉斯·海尔曼先后译成德文，又被古斯塔夫·马勒谱写成交响曲，流传至今，就是明证。     

戈谢的汉文老师是丁敦龄。1862年朱迪思１７岁，他的父亲认为，精通一门学科比广泛涉猎多门学科好。一天，父亲把一个中国人带到家里来，问朱迪思想不想学中文？她故意说了反话，使这个中国人大皱其眉头，但出于礼貌，并不显得惊讶。最后还是做了她的中文教师。这个人名叫丁敦龄。当时丁敦龄不满３０岁，是由澳门主教蒙塞格纳卡勒里带来法国，帮助他编一本中法词曲。卡勒里去世后，由朋友介绍到这里。丁敦龄来到戈谢家，为这个17岁的少女从头启蒙讲授汉语。从此，朱迪思迷上了中国文化。中国诗曾被西方人认为是不可译的，即使学说渊博的汉学家也知难而退。朱迪思在父亲鼓励下，知难而进，而且把它看作是一项高尚的事业。丁敦龄本来在戈谢家当清客，习惯于在圈椅上懒洋洋地午睡。决定翻译中国诗后，就忙的不亦乐乎，整天查中国韵书和字典。

五年之后，在丁的指导下，戈谢的处女作《玉书》出版。立即得到雨果，法朗士的推崇，很快被译成英、德、意文字，传遍西欧。《玉书》的初版收有从《诗经》、李白、杜甫直到丁敦龄的诗作71首。扉页上题有“献给中国诗人丁敦龄”的字样。次年戈谢的另一力作描写中国历史的《御龙传》问世，也同样好评如潮。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说：“多亏有了丁敦龄，文学界才有《御龙传》这样的好书”。福楼拜也说：“这本书是我们时代的奇迹。”(均见《戈谢传》)戈谢后来也因此成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位女院士。一般东学西潮的热潮在西欧腾涌，并且延伸到音乐、艺术界中。而丁敦龄对此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父亲去世后， 朱迪思同丁敦龄意见不合，把他辞退。丁敦龄离开了戈谢家后，潦倒不堪， 仍不时受到朱迪思的救济，１８８６年去世。

丁敦龄何许人也?他是怎样来到法国的呢?最早提及此事的中国人是张德瀛。他在《航海再述奇》中写道；同治八年(1869)正月初五：志刚、孙家穀两钦宪约法人欧建及山西人丁敦龄者在寓晚馔。”欧建即戈谢之父（法国唯美主义诗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就是他提出的）。张书中还提到丁自称“曾中举人…现为欧事建之记室(秘书)”，又说丁本卖药为生，居戈家以汉文授其两女，时时不告而取财物，云云。百年以后，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补记中说：“其人实文理不通，观译诗汉文命名，用‘书’字而不用‘集’或‘选’字，足见一斑”又说“(丁)取己恶诗多篇，俾戈女译而蟲其间……欺远人之无知也”，口气十分严厉。

然而法人记载中却与此不同。格里森在1917年12月29日《费加罗报》上撰文说：丁是中法战争(1860)后由法军带来的。让他担任法兰西学院汉语助理教师，受朱利安教授领导。但却骂朱利安“目不识丁”而吵翻。朱时年64岁，比丁大了一倍，又是拿破仑文学员章获得者，他以为丁的言论是对他闻所未闻的诽谤。认为丁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流浪汉，他唯一的勋章就是戴在头上的瓜皮帽上的“小球球”，丁因此被开除。

戈谢在回忆录里写她的初见印象：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佬。一张发黄的脸上留着一小撮胡须；斜视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头上一条又细又长的辩子，不断打着双肩，一直下垂到织贡呢蓝色马褂的下摆。头戴瓜皮帽始终没有摘下来。帽子来着一颗红色的小球。脚穿一双便鞋，腋下夹着一把从老家带来的大纸伞。他显得很机智、优雅，像个神父。见面时他握拳举手，高过额头，表示最大的敬意。就这样丁敦龄被其父欧建留了下来。

丁敦龄在戈谢家住了近十年，他们不仅是师生，还是亲密的朋友。当戈谢与孟戴斯的恋爱遭到父母反对时，丁敦龄就充当传递情书的信使。她的父母拒绝出席其婚礼，丁敦龄却到会祝贺。但由于丁个性倔强，1872年后同女弟子戈谢吵翻而被辞退。但还不断予以接济，直到1886年去世，戈谢还为之安排了体面的葬礼。

丁敦龄离开戈谢家，住进旅店。受到一位女教师的勾引，两人结了婚。后来女方发现了他在中国有妻子，告到法院，以重婚罪人狱。丁在狱中写了一本中文小说《小破鞋》记载此事。后来弄清原委，丁被无罪开释。

丁敦龄是一个有较高文化教养的人。他不仅能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而且还写诗、写小说。《玉书》中就收有他的《白发》等几首作品。他的另一首诗作—《中国的魂》，经戈谢翻译后刊在《文艺评论》上。丁敦龄对戈谢的教诲，不限于汉语、唐诗，还给她讲历史故事、风俗民情、名胜古迹，并给她取了一个中文译名“优迪德·戈谢”。戈谢在1903年回忆说，当时她有意把丁讲的故事，写成一本女皇传。直到晚年，1910年她还说：“丁在她年轻时使她充满东方的梦想。时至今日她还是中国化的。”(均见《戈谢传》)丁敦龄的诗作曾被大名鼎鼎的文豪克洛岱尔翻译过。其取重一时，由此可见。丁曾出入中国驻法使馆和巴黎名流的集会，他在法国文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如此，他的确遭到种种非议。生前落魄，死后凄凉。他的人品，至今仍有怀疑和苛责之词。对于一个对中法文化交流作出过益贡献的人，这有点过于严厉和有欠公允?

为了回应《大地之歌》乐曲的回响，为了安息《中国之魂》不泯的思念，国内有关专家认为，应该从其魂萦梦绕的故土家园去探寻他的足迹。

已知的一些线索：他是1860年后到法国的，年龄只有64岁的朱利安教授的一半，大致可以估断为1830年左右出生。而且又知曾中山西举人。则其应试时间大约不出1852、1855、1858三科。如果考查山西乡试老档，可能得到一些线索。倘能证实，则许多带有文人相轻的非难之词可以排除。而他的中法文化交流开拓者的地位当得到有力的加强。百余年前有些人物，难道不是乡邦之光吗!

他在山西的身事、经历和生活细节究竟是什么呢？于是有了第二个迷：丁敦龄之谜。

李岚清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2004年他退休后，大约有空余时间回味《大地之歌》之谜了，于是请山西有关方面部门帮助解答此迷

我很荣幸，亲涉此事。但是很惭愧！两个月过去了，我单位的有关人员上报检索结果：查无所得；期间我也查阅了几种“丁氏族谱”，虽然繁琐，依然一无所得。无奈，我只好于2004年3月30日向副省长办公室递上报告，其中说到：“全部普查了一遍我单位所有入藏的相关地方志、年谱和全省有关单位收藏的相关地方志、年谱，迄今没有检索丁敦龄的踪迹。又恐怕该人籍贯是陕西省的谐音（国外有时山陕不分），为此又向陕西省图书馆资讯求援，他们所提供的仍然是丁敦龄（山西平阳人氏）。……本馆资源有限，目前只能查到这个水平，结论就是查无所得。真不好意思！”我接着说：“我很不心甘！计划下一步在全国收藏年谱的单位搜寻一次；此外，通过朋友再查阅当时法兰西的报纸，以求有所发现。这样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可能搞到有关丁敦龄的资料，同时可以通过交换信息丰富我单位的地方文献，也是一件好事。”

二、

报告送出后，我把收集到的资料，以及已经检索过的书目，整理了一份，交给朋友节减，请他也帮忙寻找一番。与此同时，我也继续整理着有关资料。

节减非常认真地查寻，非常耐心地梳理。整理出许多信息节点，加上我检索得到的线索，综合如下：                         

一、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到法国文豪克洛岱尔（Ｐaul

Claudel）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选《玉书》中十七首诗润色重译，其中有丁诗一首（题名为：L， Ombre des feuilles d， oranger）见于克洛岱尔1967年版诗集《Oeuvre poetique，la Pleiade》，经查国家图书馆藏有该法文原版书。(附《谈艺录》复印件)

二、据小戈谢本人回忆：丁被当时澳门主教加勒里带到巴黎参与编撰《法汉字典》，主教不幸病故，丁遂失业。

从《澳门大辞典》查知，澳门主教除最后一任为华人，其余21任皆为葡萄牙人，并无加勒里其人；而葡萄牙的主教不太可能将丁带去法国编《法汉字典》，因此，可能是在澳门的一名法国传教士将他带到法国的，又细查《澳门大辞典》中确有一名叫“加略利”（生卒年不详）的法国传教士兼翻译（加略利于1841、42年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1843年再次赴澳为法国驻华全权公使拉萼尼聘为使团翻译。（加略利（M．kllery，1810一1862），法国人，原籍意大利。1836年抵澳门，学习汉文和朝鲜文。1842年返法，翌年被任为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1844年任法国特使拉萼泥翻译，并协助他与耆英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著有《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从开始到夺取南京》（1853），还编有《汉语百科辞典》。）

正因他本身还是一名翻译，才更可能带着国家的使命，物色一中文、法文皆通的翻译回国编《法汉字典》。）他可能就是小戈谢提到的“加勒里”，但澳典中记载该人早在1846年3月已离澳回国，所以不是丁在说谎，就是他可能早在1846年就已经到法国，而不是一般人推断的1860年。如果丁果真于1846年入法，其乡试中举则应往前推到道光二十年（六科）及咸丰年间（五科），而远不止《大地之歌》中提到的1852、1855、1858三年乡试。（附《澳门大辞典》复印件）

三、1917年12月29日法人格里森在《费加罗报》上撰文说：

“丁是中法战争（1860年）后由法军带来的，让他担任法兰西学院汉语助理教师，受朱利安教授领导，却骂朱利安“目不识丁”而吵翻，朱时年64岁，比丁大了一倍，丁因此被开除。”

1、 查《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一书可知，1802年拿破仑确让编

《法汉字典》，1813年编成功时里面的内容已太旧，当时法国汉学的奠基人之一雷慕沙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评，建议另编一部新字典。雷慕沙于1815年任法兰西学院第一任汉学教授，继任他的为朱利安（1797—1873），从朱生于1797年推算，他时年64岁，那么可知他与丁发生矛盾正是1860年。这样关于丁入法现有两种可能：（1）丁于1846年随法国传教士加略利入法；（2）正如《费加罗报》载：于1860年随法军入境，但可证明的是丁至少在1860年已确在法国。（附《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复印件）

2、 小戈谢死于1917年12月26日，而法人格里森在1917年12月29日《费加罗报》上撰文是为纪念小戈谢而作，所以，其信息含量应不仅仅局限于丁与朱利安教授的纠纷，必定还有丁与小戈谢的其它交往。

四、《谈艺录》说：张德彝在《再述奇》中记丁品行卑汙，拐诱人妻女，自称曾中举人，以罔外夷，现为欧建（即老戈谢）记室，恐其作入幕之宾矣。

从以上可知，丁是否曾中举尚是一个疑点（可能是文人的虚荣心驱使谎称亦未可知），且入幕之宾，拐人妻女之说（老戈谢之妻为意大利歌唱家），也不知是否属实。但丁至少1860年在法，而小戈谢于1862年见他时，他依然固执地保留着被外国人称之为pigtail(猪尾巴)的小辫子，在当时极少见中国人的法国街头必是一道另类的风景，可见，在丁的内心深处必然如咸丰酒店中的孔乙已，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人情节，而不是一个崇尚洋务之人，否则他可能无钱换去长袍马褂，但势必以剪去“引以为耻”的小辫子为快。

当务之急是查明丁是否曾中举，我单位古籍及地方文献都无收藏山西乡试名录，经查我省各县志及教育志中列有举人名录的22地清朝乡试名录（汾州、原平、昔阳、孝义、介休、芮城、兴县、河曲、灵丘、沁水、盂县、清徐、静乐、偏关、平顺、应县、襄陵、古县、蒲县、榆社、左云），只发现丁姓三人：

《大同市教育志》丁庆山  同治六年丁卯科 武举

《安邑县志》丁玉堂  嘉庆丁卯科 后任朔州训导

《左云县志 清光绪六年》丁抡元  嘉庆丙子科

均无法证实这三人是否为丁敦龄同宗同室。

其它30余种县志、教育志未列乡试名录。

经查国家图书馆古籍和缩微资料中有以下几年《山西乡试题名录》：

道光二十年  （1840年）  庚子科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癸卯科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丙午科

咸丰九年    （1859年）  已未科

其它道光22、24、29及咸丰1、2、5、8、10年的几科尚未找到出处。

《山西通志 光绪版》所有清朝丁姓人员都已一一查对，均与丁敦龄无关。

在我单位缩微资料、地方文献、古籍中均未发现丁氏家谱，无法按其郡望堂号、排辈字序来查找。

五、《大地之歌》中提到丁曾出入中国驻法使馆和巴黎名流的集会，在法国文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查阅《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文化通志 中外文化交流篇》、《海外访史录》、《法国汉学》等著作均未对丁片言只语提及，对小戈谢之作也称其为一派胡言，可见文人成见之深。

六、可以排除丁是赴法留学生，因为中国赴欧洲留学生是从1875年开始的。

七、从小戈谢对丁的初次见面描述中窘迫之状，以及最后客死异乡，生活凄楚，而又有一定的中国文化底蕴，可见其出生于更可能是没落的门第之家（身穿织贡呢的蓝色马褂），他在中国有妻子，而其宁愿终老异乡不得意都未归国、归家，定有非常人可想象的难言之隐。

八、丁之著作有：中文小说《小破鞋》记载他受一法国女教师勾引结婚，而女方发现其在中国有妻子，告到法院，以重婚罪入狱，后来弄清原委，丁被无罪开释。也许找到这本小说，就能探询到丁在中国有家室却宁可客死异乡、无国无家的原委。

九、驻法使馆吴建民提供的材料说：小戈谢于1868年出版小说《御龙传》介绍当时中国的风士人情，而小戈谢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作品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完全是根据其他人的口述和一些资料想象而来。

小戈谢与其他中国人的交往基本都在《御龙传》发表之后，可见“口述之人”主要是指丁，而书中的风土人情也许会烙上丁出生、生活之地的烙印。

十、戈氏之友记丁本卖药为生。

（１） 鉴于当时欧洲国家严格的医药管理制度，不通西医西药的丁即使在失业之后也不可能在法国以卖药为生。

（２） 丁有可能出生于药材商人之家，这样在晋商足迹遍中国的时代，就有可能到南方售药或进货，而在南方由于药材有失或者钱财有失，无法北归或无颜北归，而被迫流浪到澳门。可观其文学功底及对中国礼教的固守，又不不像出生富商人家。

（３） 亦有可能丁到澳门与天主教当时传入中国有关，十九世纪初在澳门、香港建立教堂，大概于三、四十年代传入内地如山西，所以丁有可能在这种思潮下前往澳门，因言语不通无以为生，重操祖上旧业卖药，但因现有的文人之尊依然难以维持生计，故有人愿带其赴法编《法汉字典》，便欣然应允，最终背井离乡流离国外。

十一、丁究竟从何处学来的法文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在十九世纪早期，中法交流还没有开始，在地处内陆的山西要见到法国人的机会可以说少之又少，所以，丁在山西学习法语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在南方或澳门学的法语，虽然有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当时主要在澳门、香港等东南亚地区）建立学堂，但主要是英美籍传教士所建，而且所教也为英文，另在《澳门大辞典》中只提到赴澳法国传教士加略利一人，可见当时丁要学法语的机会很少。

而丁必定在赴法之前已会法语，因为他不论被谁带到法国，目的都是为编《法汉字典》，所以他当时必定已会法语。 

整理了这些线索以后，我求助我的朋友，曾在驻法国大使馆担任一秘的刘建生帮忙，虽然他以后转任其他外交工作，起码当时的人脉还有些吧，

其中一份信函的摘要：丁敦龄还是山西人。从时代背景看，有几种可能，一是传教士到山西的结果，但那时传教士尚未深入到山西；二是山西商人做生意到广州的子弟，学一些洋泾浜还是可能的。但山西商人的后代一般是不喜文的；三山西商人几代做生意定居于广州，其后人干什么的也有（有学文者），同时在丁敦龄一两代前就有作买办，他耳濡目睹，外语自然可以了（同时还得有一些国学的基础）否则，怎么可能在20多岁就会被人带到法国编字典，同时又声称是作重要生意的。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其他一点证据？所以想请你查法国的资料看看是否能找到丁的一些线索。

另一封信函中写道：我着人将所有的山西县乡志、举人乡贤志等通检一番，无。又着人将西人看中国丛书通检，仍无。只好将一些线索交于你，看看能否在法兰西共和国找到原始资料。丁敦龄确实不是写《玉书》的人，但他是教小戈谢的人。钱钟书等将他辱骂的分文不值，但现在以李总理等人的看法：他毕竟是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出去，且流传很广，还是有功的嘛。晚清张德瀛出国记中明确提到他是山西人，我还找过陕西省图书馆的同志请他们查阅，看看是否是谐音。他们从上海图书馆查得：实际上是《马勒〈大地之歌〉研究》中的“寻找丁敦龄”一篇，还是山西人。

非常希望能查询线索，看看法国方面是否可以有查阅的资料。

一、查找的是丁敦龄的生世。国内的记载太少，只有人记载他是山西人。丁在法国的著作有：中文小说《小破鞋》记载他受一法国女教师勾引结婚，而女方发现其在中国有妻子，告到法院，以重婚罪入狱，后来弄清原委，丁被无罪开释。也许找到这本小说，就能探询到丁在中国有家室却宁可客死异乡、无国无家的原委。驻法使馆吴建民提供的材料说：小戈谢于1868年出版小说《御龙传》介绍当时中国的风士人情，而小戈谢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作品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完全是根据其他人的口述和一些资料想象而来。小戈谢与其他中国人的交往基本都在《御龙传》发表之后，可见“口述之人”主要是指丁，而书中的风土人情也许会烙上丁出生、生活之地的烙印。丁究竟从何处学来的法文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二、需在法国寻找的材料：

1、丁敦龄（TIN TUN-LING或Ting-Tun-Ling）

中文小说《小破鞋》（1860-1886年间发表）

2、诗作有：《白发》收录于戈谢的《玉书》中

《中国之魂》经戈谢翻译后刊在法国《文艺评论》

3、戈谢（Judith Gautier）《戈谢传》

4、《玉书》（Le Livre de Jade）

有1867、1902、1908、1928、1933年版

5、《御龙传》（Le Dragon Imperial）1868年出版

6、1917年12月29日《费加罗报》格里森纪念小戈谢的文章。

7、戈蒂埃还写过《唐吝啬人》（Avare chinois (L') de Judith Gautier (1907-1908)。

一度时间，我与节减扩大检索范围和疑点，认为丁客死异乡实属正常。丁必定在赴法之前和传教士学会一些法语。应该找到他编的《法汉字典》。需要搞清楚，丁敦龄与德龄有没有认识的关系？

建生顺着这个思路思考：记载他是山西人值得商榷。丁客死异乡实属正常。丁必定在赴法之前和传教士学会一些法语。应该找到他编的《法汉字典》。戈蒂埃还写过《唐吝啬人》（Avare chinois (L') de Judith Gautier (1907-1908)。建生并戏虐地推断：丁敦龄应该是裕庚的子女，德龄与敦龄应兄妹关系？！——当然这就是笑谈了。

最后，建生的回信：有关情况均已转交法国朋友，不知是否有能力回复。我还会托其他人查询，有消息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