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1031年—1095年）与苏轼（1037年—1101年），一个因为《梦溪笔谈》一书，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另一个豪放不羁，更是家喻户晓的大文豪。
他们都是北宋杰出的人物，且生活在同一时代，年龄相仿、同朝为官，甚至还有不少的交集，遗憾的是，他们俩却没有撞击出让人期待的火花，反而因为政见不同，使得沈括对苏轼的诗文进行了攻讦，以至于很多人为之抱屈，不得不令人唏嘘！
沈括与苏轼，我们很少能把他俩联系起来，但他们确实都曾供职于崇文院，彼时沈括在昭文馆、苏轼在史馆，两馆另加集贤院，泛称崇文院。只是后来，他们却没能走到相同的道路上，沈括深受王安石器重，成了“王安石变法”改革派中的一份子，苏轼似乎是不合群的，既然改革派排挤他，他有意无意地就成了“保守党”的司马光一派。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很难再有共同语言。
在苏轼下放杭州通判期间，有一次沈括被派到杭州检查工作，他们自然有一番相见，叙旧之余，不免文辞切磋，沈括就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一番，如“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类，添油加醋说成是居心叵测，君王乃真龙天子，九五之尊自是飞龙在天，你苏轼竟然偏要提什么九泉无曲处的蛰龙，用意何在啊？
沈括就这样，上纲上线的开了揭发苏轼罪状的先河，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了重重的伏笔，“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沈括为什么要这样作揭发检举的小人呢？余秋雨先生曾言及，沈括“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并且，“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何况嫉妒之心常作祟呢？也许沈括真的羡慕苏东坡的声名，但一个致力于搞科学研究、搞实物的，怎么会在意一个纯文人的恣意呢？或许不恰当地以现在科学家之于网红，又怎么会不在意呢？
政见不同、各为其主，党同伐异、各司其命。我不知道当时的政治生态究竟到了什么地步，我想绝不至于到了《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和段小楼那样反目成仇、互相揭发吧？
不管怎样，人们不约而同地站到了苏轼一边，为他鸣冤叫屈，沈括成了制造文字狱的帮凶，也许人们出于对沈括科学贡献的肯定，所谓瑕不掩瑜，也并没有怎么责难于他，只是两位大家没能谱写一段科学与文学契合的佳话，实在是这段历史的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