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一向以宽厚仁慈著称，他即位后不仅废除了各种诽谤罪和妖言罪、收罪犯家属为奴婢以及连坐的律令，对某些图谋叛乱的人也相当仁慈，一生极少大开杀戒。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亲临太原统兵出击匈奴，以为有机可乘，发兵造反。汉文帝得知刘兴居举兵谋反，一方面派军队前去平叛，另一方面下诏书说：“济北境内吏民，凡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归顺朝廷和率军献城邑投降的，都给以宽赦，且恢复原有的官职爵位；即便是追随刘兴居参预谋反的，只要归降朝廷，也可赦免其罪。”由于汉文帝宽厚仁慈，刘兴居失道寡助，兵败自杀，而那些曾追随刘兴居谋反的人果然都被宽恕了。
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合谋，派使者去与闽越、匈奴联络，准备发动叛乱。反情败露，淮南王刘长被押送到长安，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宗正、廷尉等大臣都认为应该处死刘长以及与刘长一同造反的人。结果汉文帝只是处死了与刘长一同谋反的人，却赦免了刘长的死罪，废去王号，把他发配去蜀郡。
刘长在被押送去蜀郡的途中绝食而死，汉文帝后悔不已，追尊淮南王刘长谥号为厉王，并封他的儿子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总之，在汉文帝时期，汉文帝君臣以秦朝灭亡为鉴诫，国政以宽厚为本。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风俗。官吏安守本分，百姓安居乐业，风俗笃实厚道，禁制法网宽松，有犯罪嫌疑的大都从宽发落。所以，汉文帝时期的刑罚大量减少，甚至出现了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四百起案件，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此外，对于封建君王而言，他们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谋反，所以一旦有人胆敢谋反，一般都会课以重罪，进行血腥大清洗。但汉文帝对刘兴居、刘长的谋反均未大动干戈，而是从轻处罚，可见汉文帝的确是一位十分仁慈的君王。
那么，这样一位仁慈的君王，为何要对新垣平大开杀戒，诛灭了他的三族？
新垣平是赵地人，凭借着善于观云气而知凶吉得以进见汉文帝，劝说汉文帝在渭城建五帝庙，并预言这将使周朝的传国宝鼎出现，还会有奇异的美玉出现。
汉文帝相信了新垣平的胡说，于公元前164年亲自到渭阳五帝庙郊祭。第二年，汉文帝果然得到了一个刻有“人主延寿”四个字的玉杯。汉文帝因此更加信以为真，下诏把这一年改为元年，下令天下民众尽情聚会饮酒。
不料，就在这一年，新垣平欺诈的事情就被人揭穿了。经查，那个刻有“人主延寿”的玉杯实际上是新垣平为了欺骗汉文帝而叫人献上的。
汉文帝发觉自己英明一世却糊涂一时，临老晚节不保，竟然为一个方士所欺骗，不由得勃然大怒，一向如温顺的兔子也开始咬人了，难得大开杀戒一回，下令夷灭新垣平三族。
方士乱政，古已有之，秦始皇晚年变得喜怒无常、神神叨叨，实际上也与方士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方士之所以能够得到某些帝王的宠信，却与这些帝王无法正确面对生老病死有关。我们只要稍微梳理一下中国历史，就能清楚看出，那些迷信方士的帝王，往往都是在年老体衰时。方士们正是利用帝王畏惧死亡的心理弱点来行骗。
秦始皇在发觉被方士欺骗后，虽然也曾一怒之下坑杀了数百人，但他未能及时清醒过来，未能从迷信的泥潭里脱身，仍然相信方士。秦始皇两次上了方士徐福的当就是明证。
与秦始皇相比，汉文帝做得较为出色的是，当他发觉自己被方士蒙骗后，马上采取措施压制住迷信之风，从此不再相信方士，从而让汉室江山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运行。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文帝显然要比秦始皇更加英明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