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小学阶段成绩不算差，但并不喜欢考试。主要原因是心理素质不好，越是重要的考试越容易发挥失常，几次升学考试都是该学习阶段成绩最差的一次。所以那时候听到有否定“应试教育”的声音时，有朴素的好感。但“考试”真的就那么可恶吗？我觉着有必要进行更客观一些的分析。

一、教育的本质功用

（一）教育起源于生存竞赛

教育行为其实并非人类文明的专利，哺乳类和鸟类动物基本都会有向下一代传授生存技巧的行为。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显然更大限度的发挥了这种行为的辅助作用，保证了自身物种的脱颖而出。其中道理不言自明，由于各种生存技巧（比如取火、制作工具、捕猎、采集、集体合作等）并非基因遗传的先天能力，而是通过各种巧合、发现、尝试总结出的经验性知识，如果没有相互教授学习，则无法传递其经验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成为种族的能力。

而当完成了对其他物种的碾压后，人从动物真正变成了“人”，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主要变为了族群间的竞争（包括为了争夺自然资源的直接斗争和更好改造自然的间接竞赛），先天性的进化优势已无法成为决定赛果的胜负手（因为同一物种不同族群间进化差异很小），后天经验积累的作用更加突出。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族群内可以有专门或者兼职进行经验传授的成员，并可以进行一对多的传授，传授的效率将大大提高。人类区别于动物届意义的教育行为有了出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比如秦汉及先秦人物对上古时代进行描述的文字就有诸如下列的记载：

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系辞》

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虞书·尧典》

从这些记载中，很清楚的看到再上古氏族中，有专门教授农业生产（耒耜是翻土工具，耨是除草工具）、战斗技巧（熊罴貔貅貙虎是以图腾代指的部落）、自然规律等教育活动。

从起源看，教育以其对经验的“复制”功能，在经验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人类族群对抗外部压力的重要武器。

（二）阶级社会带来教育资源分配问题

随着人类文明进入阶级社会的阶段，族群内部也出现了斗争，这就给各类资源带来了分配上的新问题。统治阶级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他们必须垄断一定的教育资源；但另一方面，外界的压力又依然存在，还必须让被统治者掌握一定的技能以对抗族群外部压力。因此，教育资源必然也要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分类分配，而且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继续细化，这种分类也越发精细。

比如如下两段对帝舜任用官员的文字记载：

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史记·五帝本纪》

以夔为典乐，教稺子——《史记·五帝本纪》

帝舜的时代已经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已经兼有一些奴隶社会的特征，从以上的任命可以发现，舜任命了契（传说为商朝先祖）为司徒，主管百姓的教化，同时又任命了夔为典乐，专门教授贵族子弟音乐（稺子同稚子，意指贵族之子，在《尚书·虞书·舜典》中对同一任命的记载便直接为“胄子”），说明在这时已经出现了教育资源根据身份的分类分配。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记·王制》

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过“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知道“庠序”指的是学校。礼记中的这段话介绍了从尧舜时代一直到周朝的“养老”事。从这段话中其实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些问题：

1、社会显然有等级之分，国老、庶老是有区别的。

2、国家设立学校，同样是有上、下的等级分类的。

3、“养老”于学校，很可能是要利用老年人的知识经验，以其做为老师。

4、不同身份的“老”养于不同等级的学校，同样也能证明教育资源存在分类分配的现象，因为“国老”和“庶老”掌握的知识经验是不同的。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关系在变化，统治者和其实力也在变化，这些变化导致教育资源的分类和分配方式也在不断调整，可只要私有制继续存在，教育资源的分类和分配就将一直有其存在的土壤。且如上所述，教育到了这个阶段，具有了维护阶级统治这样一种对内的新功能。

（三）封建制催生“民办学校”

前些年，曾经有过一阵对民办学校、私立学校的吹捧，配合着对应试教育的攻击。认为私立学校可以更自由灵活的选择课程、学生的个性可以得到发挥等等，支持者还会拿出一个大法宝，就是欧美就是私立教育更多更优秀，从而得出结论是中国应该向发达国家学校这种先进经验。但实际上，民间办学根本在中国历史上也不算什么新兴事物，它的存在也有起码2000多年的历史了。

西周以前，教育机构的兴办者只能是国家（族群），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太低，少数人无法承受教师不劳作带来的负担。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增加，周王朝下的诸侯、甚至是这些诸侯分封的大夫们也逐渐拥有了过去王国才能有的实力，一方面让社会对教育机构的承担能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带来了周王朝统治力的衰弱，下层贵族和后来的新兴地主阶级需要利用教育提高自身实力、推广阶级理念，这就催生了“民间办学”的现象。

当时最著名的民间办学者当属孔子，根据记载，孔子当时的办学规模相当可观。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史记·孔子世家》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对教育的判断比较准确，即认为教育是建立在人口规模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但讽刺的是，孔子认为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周王朝的制度无法施行，毕生的愿望就是通过教育影响，恢复理想中西周时的社会制度。但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这种“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才使得他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开展自己的教学活动。

秦以后，我国建立了以郡县制为主的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式微。“民间办学”现象也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的大发展阶段后，几经兴衰。但基本有个普遍的规律，即每当中央集权的力度下降时，私学就会迎来一定的发展高潮，比如：

1、汉初对私学放开禁令，各家学说均得到再次发展。对应这一时段，汉在建国伊始，没有完全沿用秦郡县制，而是分封了诸侯，汉天子的权力在诸侯国并不完整。

2、魏晋南北朝时，门阀林立，中央政府的统治力被极大削弱，官办学校又常因社会动荡而无法开办。在这种情况下，私学再度盛行。

3、安史之乱后，大唐盛极而衰，中国又进入一段分裂混乱的时代（一直到元朝以前，中央政府都没有完成统一），而民间书院也从此萌芽发展。

4、明朝中期以后，党争愈演愈烈，党人们相互抱团，相对削弱了皇权的影响力，这个时候，民间书院又蓬勃发展起来，东林书院的名号甚至发展为一派党人的代称。

5、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开启了一段长时间的列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次第登场的各个政治派别，包括外国及教会势力，都在教育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付诸实践。

对比分析，其实私立学校发展的好与“发达国家”的相关性，远不如同“中央政府控制力弱”的相关性更高。欧美国家之所私立学校更普遍，更深层的原因可能离不开西欧长期的封建割据历史传统。说到底，教育，包括私立教育，为政治服务依然是其本职所在，公也好私也好，只是服务的阶层有所区别罢了。

（四）中央集权呼唤“职业经理人”

秦始皇在统一列国后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帝国，之后整个中国的权力集中到了皇帝（有时也包括周边为数不多的人）手中，治理范围却比以往的王国都要大的多。帝国的所有者需要一批代理人来其执行其统治管理权。

在这之前，国家的统治阶层是以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亲族，他们需要亲自打理各类国家事务。因为统治权靠继承向下延续，因此管理的权责也仅由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即可，对于管理实在难以企及的地方，可以依靠分封次一级领地解决（这也给了少数外族有功人员一条合理安置之路）。被统治者们几乎不可能参与到国家管理中，也就不可能得到与此相关的教育。这种管理模式下，国家类似家族管理的合伙企业。

战国时，随着铁质农具等投入使用，家庭劳动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但封建领主的世袭制度（保证了土地的领主所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有一些诸侯国为此进行了变法改革，比较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当然，最成功的还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通过史记的记载可以明确的看出这次改革的内容：1、以军功作为定爵依据，这改变了旧的爵位继承制度；2、土地所有权根据新的爵位进行分配，将土地的地主私有制合法化；3、重农抑商，鼓励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使新所有制下的生产方式成为了社会的经济运作基础；4、军功与荣誉挂钩，给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一定的政治地位。

改革让秦国抛掉了世袭公卿的包袱，也带来了管理人才缺乏的局面。秦国国君很好的利用了军功而起的新兴地主阶级（如白起、王翦等）以及其他国家来秦的客卿人才（商鞅、张仪、范睢、吕不韦、李斯等），保证了秦国的崛起。

而现在，“股份公司”出现了，“股东”们更多地退居幕后，“公司”的管理交由聘用的“职业经理人”们来进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国家的统治者和管理者不再完全是同一批人，统治者需要人才来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对被统治者中佼佼者的态度从严格压制改为了收买，教育的作用再次调整，承担起在被统治者中培养管理人才（士人官吏）的任务。

这里要再提孔子，虽然他的教育理想是为了维护旧制度，但他“有教无类”等思想理念的实践，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等被统治者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而社会（包括官方和民间）对其教育理念的接受，客观上促进了教育向新社会制度进行的适应发展。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二、中央集权下的几种主要选才制度

（一）皇帝的新难题

社会呼唤人才。可茫茫人海，谁才是人才？

封建的君王领主们不需为这个难题头痛，他们不过是家族小生意，都是自家的事，好坏都用自己人。

大秦也没有为这个问题头痛，前面说过，长期的战争可以大浪淘沙，统一之后，他们还没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就灭亡了（当然，也难说导致大秦覆灭的原因里，没考虑收买人才是不是其中一条）。

但天下安定后，如何选才（选官）这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地摆在了大汉及以后的统治者面前。

（二）“举孝廉，父别居”

汉朝皇帝们想到的办法是推荐，根据《汉书》记载，自高祖始，西汉皇帝共颁布求贤诏共19道（《试论西汉求贤诏》，叶秋菊），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选官制度——察举制。

下面分别是汉高祖刘邦和汉文帝刘恒下达的求贤诏书：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年老癃病，勿遣——《汉书·高帝纪》

……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汉书·晁错传》

察举制度也采用一定的考试手段作为考察，比如上面提到的文帝的诏书中，就明确提到要推举来的士大夫写出政论文，由皇帝亲自拆封批阅。但该制度的重点还是推荐，而且举主（推荐者）都是地方的高级官员（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这就有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使贿赂、结党盛行。到了后期，随着皇帝年幼、懈怠等因素，考试手段退出，使得察举制进一步徒有其表，因为没有考核标准，孝廉也好，秀才也好，其个人素质全由举主说了算，高级官员们依靠举荐权几乎垄断了官员任用的资格，底层完全失去了上升通道，官员出身只可能是大官僚大富豪子弟，国家政策也就完全导向这个阶层的利益，这使得地方豪强林立，兼并严重，底层生活日益艰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汉王朝的覆灭。

东汉灵、献时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审举》

（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魏文帝曹丕时，根据陈群的设计，施行了“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虽然是为了选才而设，但其实质和他父亲“唯才是举”的思想是背离的，甚至与“察举制”相比，也是开了倒车。

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三国志·魏志·陈群传》

根据该制度，人才任职由品级来确定，品级的评定依据是家世和个人道德品行，评价人员是各地籍贯的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官”，主观性很强，“考试”基本不在考虑中，其实就相当于把汉末被地方门阀大族控制的变了味的察举方式以制度的形式合法化了。曹丕作为统治者推行这种损害中央集权的制度，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争求地方门阀大族的支持（陈群就是颍川陈氏的代表人物），毕竟因为代汉自立，曹魏政权内外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曹丕不得不用妥协换取稳定。虽然他力图用中央官员兼任中正官这种方式来掌握选才的话语权，也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与察举制的最初制度设计上以皇帝本人通过考试遴选相比，这一制度把希望寄托于中央官员，可这些人很快就在对皇帝的忠诚和自家利益之间倒向后者，导致这一制度以比察举制更快的速度完成了变质。

晋武帝司马炎时，已有人看出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比如刘毅就曾经上疏陈述九品中正制有八大缺点：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帝竟不施行——《晋书·刘毅列传》

刘毅还曾指责司马炎比桓灵二帝都不如：

帝尝南郊，礼毕，喟然问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刘毅列传》

虽然有人把这段话理解为司马炎卖官，但由于我个人没见到过更明确的卖官记录，感觉这里说的也是选官体制的问题。桓灵之时虽然公开卖官鬻爵，但这种行为是国家做的，一者卖到的钱起码还能国用，二者也一定程度上打破地方大族的垄断，给了一些小地主机会。而到了西晋时，九品中正制已经令门阀们把持了各种利益，完全不利于国家了。门阀对中央集权的不断削弱，也导致了西晋的迅速灭亡。

（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南北朝开始考试逐渐被重视，考试制度也开始一步步完善，包括确立评价标准，放宽参与门槛等，到唐朝时，科举制度基本成型，其后又不断修正，前后共存在了1300余年。之所以可以长期存在，就是因为它充分发挥了考试选才的公平性，为底层提供了上升通道，调和了阶级矛盾；通过考试标准的确立、与学校教育的结合，贯彻了统治者的思想；同时，官吏任命权利收归中央，保证了政权的集中，为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下是考试制度逐渐完善、科举制度不断变革的一些例子：

三年，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考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南齐书·谢超宗传》

这是中国考试制度史上第一次提出“对策”的具体评分标准（《中国古代考试制度》，郭齐家）。

“初，礼部侍郎亲故移试考功， 谓之别头——《新唐书·选举志》

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先是，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遂为例——《宋史·选举志》

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宋史·选举志》

这些是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而采取的回避、匿名、誊录等制度。

十八世纪中叶，人类开始进入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更新变革速度与农业社会相比以指数增长。可当时的中国却并未融入这场变革之中，社会制度开始落后于西方，没有革命性变化的科举制度自然也无法再满足客观需要，成为了阻碍国家进步的绊脚石之一，难以再遴选出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人才。

三、一些观点分析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对社会上反对考试的一些观点进行反驳。可前面两部分说了那么多，提到的要么是教育，要么是选才，跟考试一直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那为什么要写这些，是不是跑题了？其实不是我跑题，是我要反驳的这些观点在跑题，由于它们混淆基本事实的挥棒乱打，我针对它们进行反驳列出论据时就自然显得不那么有章法了。

这些观点都有什么呢？

1、应试教育是万恶之源，应该取消考试。

前半句的问题后面再说，因为在这里它只有就是一个口号，只有观点没有事实。这里需要说是，应试教育和有考试的教育不是一回事，从前面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察举制时也有考试，其实在更早的分封制时的教育也有考试，那时候的教育制度和应试教育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吧。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礼记·学记》

礼记中描述的周时官学，每年入学，隔年进行考核。周朝的官学以教授六艺为主，以现在反对应试教育的一些人的视角，“礼、乐、射、御、书、数”是妥妥的素质教育的内容了，但考试却还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光是考试，还根据考试结果继续奖惩。学习成绩好的可以做官，不好好学而且屡教不改的要被流放。

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告于王。 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 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 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 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礼记·王制》

也就是说，哪怕应试教育有问题，甚至于说就算问题大到应该废除这种模式，也不等同于应该在教育中取消考试。这么简单的逻辑本不用这么掰开揉碎的说，但架不住总有人在有意无意地混淆二者，也许他们当中有些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糊涂人，可另外一些，绝对是其心可诛的坏蛋。

2、应试教育是生产线，不重视学生个性，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首先，教育的本质前面说过，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对抗外部压力的武器，服务社会的整体需求才是最基本的，特别是公立教育，更应该按照国家对人才的最迫切需求来提供教育内容，如果个性需求与之冲突，教育选择后者才是不务正业。

其次，不注重学生个性更多的是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一个老师要同时教育上百学生时你要求他因材施教，无论在什么样的教育制度下都是困难的。这锅应试教育背不动。

3、既然说教育是以社会的需求作为本质作用，那么科举制度不是已经证明应试教育的失败了吗。

科举制到清朝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问题，但并不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目标设置的问题。从其诞生起的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目标都是为农业社会的政权选拔管理人才。但十八世纪后，人类开始进入工业社会，需要的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统治者没能根据世界环境的变化改变科举制的选人类型，也就是没有调整教育培养方向，指挥棒指向错了，社会就出问题了。这倒确实可以给现在的教育改革一个警示，想想科学技术是不是还是社会的真正需要。

而对于那些叫嚣数学只需要学到初一初二的，你们以为教育目标是为了你设置的？就是为了淘汰你设置的。

4、我上学时就被考试折磨的太累了，我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再受这份罪

累、苦，这些不是考试带来的，是竞争带来的。学习阶段的竞争中受累，只不过是为了在社会上的竞争中轻松一些。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源让孩子在社会竞争中获取很大的优势，真的只是想让孩子不因为考试受累，简单，他考得好坏你都无所谓就行了。但只怕你不会这样做，因为从你自己上学也受罪我就知道，你不太可能是赵家的人。所以你说这话不过是给别人听，希望多忽悠傻一个是一个，给孩子消除点竞争对手罢了。

5、学习阶段有竞争可以理解，但考试对富人更有优势，损害了一般老百姓的利益。

说考试损害一般人利益，是典型的颠倒黑白。不论是看历史的进程还是现实的情况，只有考试才是底层的普通人真正可以寄希望的选拔方式，而且越是纯粹、不设参与限制、规则明确的考试，才对不富裕的人越有利。因为越是如此，才越能将竞争限制在个人内在能力的范围。不通过考试，或者不以考试为主，哪怕只是增加一点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甚至只是对考试评价标准稍微主观一些，你一个社会底层，是有一个在中央当中正的好爹？是花得起巨款买马办画展开音乐会？是能去旁听两会上提案？还是找得着关系拿推荐信呢？上个世纪的时候为了让无产阶级能接受好教育，可是曾经废除过高考搞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可后来推荐进去的照样许多都是干部子弟。

我不否认，即使是考试，富裕家庭的孩子也确实比贫穷的孩子更有优势。更好的家庭和学校环境，更有条件接受辅导，甚至是更充足的学习时间这些和个人能力无关的东西是无法依靠考试完全从教育的环节中分离出来的，富裕的家庭条件依然能跟人提供额外的帮助。但考试已经帮你剔除掉足够多的盘外招了，就因为它做不到尽善尽美你们就跟着人嚷嚷要把它废除，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着数钱呢吧。

6、你也承认考试有不公平了，就是这种不公平让许多人得不到好的教育

确实有太多人没有得到最好的教育，但这不是公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还是教育资源不足导致的。让十几亿人都去上清北是天方夜谭的情况下，就必然有TOP2、985、211到野鸡学校这样的分化，也就注定几乎所有人都得不到最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可不是应试的吧，难道人人都能去常青藤？

教育确实需要公平，因为其实个人获得教育资源的多少和优劣，与其今后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有很大的相关性，不公平会造成社会问题。

但能比考试提供更公平的机会的大概只有抽签了，而且要不带任何条件的抽签，否则，三五个字的限制，刷下来的都是最底层的孩子。可如果做到这样，公平有了，效率就没了，等于是更彻底的文化革命，教育对社会的功用无法最大化的发挥，无法起到选才的作用，更不要提什么因材施教。当然，估计以后又可以看到伤痕文学的喷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