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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捧着的是一本《海德格尔与存在之谜》，脑中盘旋的是都城四散逃去的盛世蝼蚁。有时，可以在与不可以在，这两者的转换会来得如此突然，竟至于让人猝不及防。一定是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不在了或谓缺席，才让这低端的人们连最起码的生存之在也朝不保夕。好在，在普遍的事不关己的冷漠中，我的同情还在。
这段时间，他冷不丁成了一个弃在。表面上看起来在是在的，但被弃置一边。好在他也只是貌似的弃在罢了，因为真正的弃在大多由仆在变来（越是出色的仆在对弃在越有感觉），而他一向自由自在、一向自主而在，故能越弃越在。
这些年，更有一种秀在横空出世。秀在乃是积极主动、卓有成效的装在，故秀在者必不实在。秀在之大行其道，有赖于现代化的传播工具问世。在上古时代人类根本就没有秀在，因为秀再好也没有受众，无论远近；中国先秦、古希腊时再怎么优秀的人都很实在，以至于实在到沦落为没有定在的飘泊者（孔子），或者实在到反而让自己不在的死刑犯（苏格拉底）。
独在的反面是共在。于人而言，独立性和参与性哪个更重要，独在多点好还是共在多点好，哲学家们至今没有一个很好的阐述。
泰戈尔在他的《飞鸟集》中说了，“我的存在，对我是一个永久的神奇。”我之所以千万次地感谢父母，是因为无可替代的父母成全了一个无可替代的我；我是如此神奇，在无限绵长的时间与无限辽阔的空间里我曾经在世，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