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不知历史，不借鉴历史，去犯同样的历史错误是可悲的，只会让人列出排比句式，加强论证的效果。
每个朝代都有其特点，大多数都是单峰，由弱到强，繁荣昌盛，随后在某个历史节点上峰回路转，直指而下，走向末路。
在其发展过程中，冲往峰顶是一些仁人志士的梦想，他们因此而竭尽全力，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其勇气可嘉值得肯定。然而，有一些却以失败而告终，可谓是功败身亡。他们的经历更值得我们反思与总结。
秦孝公与商鞅
商鞅对秦孝公进言变法必要之后，孝公深有同感。孝公想要使国家强盛，但是又怕改革波动大，触及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导致政权不稳。
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他采取了一种软策略，他让群臣一起讨论，究竟要不要进行变革。在这次讨论中，他知道了哪些人是拥护变法的新派，哪些人是反对变法的旧派，还有哪些人是无所谓的墙头草派。
底摸清后，秦孝公仍然感觉势单力薄，于是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来进行缓冲。在公元前359年先让商鞅颁布了一个《垦草令》，作为试水，去挖一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看看反应。反应要是剧烈，那就歇一歇，要是没啥反应，说明下手轻了，下一步要加几分力气。
这个过程就好比温水煮青蛙一样，神不知鬼不觉，等既得利益者们知道了，改革已经结束了，他们也煮熟了。同时，孝公还在慢慢的争取中间势力，将朝廷官员逐渐换成自己的人。
经过四年的准备，改革逐渐可以让人接受。于是秦孝公认命商鞅为左庶长，商鞅开始大显身手。他新制定的的军功制鼓舞了士气，让军队战斗力提升；他采取的刑法制度使得王子犯法与百姓同罪，贵族以及民众都不敢轻易犯法，确保了社会治安稳定。他重农抑商，对土地进行了再分配，把集中于贵族手中的土地分给了老百姓耕种，使秦的赋税源更有保证……
就这样，在商鞅的变法下，秦国逐渐上升为战国七雄当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商鞅的鼎力支持者孝公驾崩了。新上任的秦惠文王虽然也有认同改革，但跟商鞅之间存在代沟，不可能像孝公那样支持商鞅。
缺了君王的支持，商鞅便显的孤立无援。那些被剥夺利益的贵族们开始反攻，在他们的再三攻击下，秦惠文王为了平息众怒，就派兵抓了商鞅，将其车裂。
商鞅变法总共有两次，分别是在公元前356与350年，从拉开改革大幕的公元前359年的《恳草法》开始，到秦孝公公元前338年驾崩，持续时间二十年。
宋神宗与王安石
王安石在很多人的眼里似乎不是什么好人，因为他政治上的敌人是欧阳修，苏东坡等大文豪。
我们爱慕于这些文豪的文采，便因此觉得他们的为官也是一样的好。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欧、苏等为代表的人物在当时的官场属于守旧派，他们对于国家政治并不是特别在意，当官图的就是吃喝享乐，对于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不关心，对于国家外患内忧也更不放在心上。
而王安石却是心怀天下的人，他看到朝廷机构冗杂，腐败严重，大地主阶级侵占国家大半农田还不缴税，导致国家财政艰难。在国家的边防上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国家时常受到外敌入侵。老百姓生活在水火中，官员们却日日歌舞升平。
为了挽救宋朝廷，王安石拍案而起，向宋神宗提出全面变法的建议，宋神宗在与王安石交流之后，也是热血沸腾，俩人便开始了合作。
在熙宁元年，即宋神宗继位第一年，王安石的开始着手准备变法。熙宁二年，王安石即顶着重重阻力开始实施新的法律。在半年考察之后就接连颁布了数个新法，涉及到交通，水利，农业等方面。
在接下来的四年当中，又颁布了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改革科举制度……
王安石的变法是有成效的，初步达到了他的富国与强兵的目的。他使得国家财政得到了缓解，朝廷官员数量设置趋于合理，下层官员中有能力的人，愿做事的人得到了提拔任用，农民负担减小，军队实力得到增强。
但是在熙宁七年，保守党借着当年天气大旱攻击王安石变法属于逆天而行，吓得宋神宗不敢再支持变法，变法在此时基本处于停滞。
熙宁九年，宋神宗去世，新上任的皇帝不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各项制度全部废除，王安石变法失败，历时九年。
商鞅与王安石
如果暂时忽略商鞅的悲惨结局，我们从国家层面来看就会发现，商鞅与王安石的区别在于，商鞅变法成功了，而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发现有几个重要因素。
其一，君主的改革信念。
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他们都是在得到君主的支持下开始的变法。他们同样的面临着巨大的改革阻力，在对于阻力的处理上，两者却有差别。
秦孝公改革是在他继位多年之后，已经获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下进行的。即便如此，他仍然用了四年时间来缓冲阻力。在变法开始之后，他始终在坚定的支持商鞅，无论其他人怎么攻击商鞅，他都从来没有动摇过改革的决心。
而宋神宗支持下的改革则完全不同，他刚继位，自己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开始大动干戈，对于朝政进行改革。面对重重阻力，缺乏判断，一味地前行而忽略了看路。在王安石被攻击后，最初还能坚持，但次数多了，自己的信念就动摇了，对于王安石的信任逐渐减少，导致中间派与反对派墙倒众人推，彻底推翻了新法。
其二，调查的深刻性
商鞅变法是稳中求进，他最开始害怕老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立木为信。借此得到了百姓信任，在秦孝公缓冲阻力的四年间，他去实地调研考察了很多项目，逐一的对比反思，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使得自己对改革胸有成竹。另外，他的变法集中于两次颁布，是让所有人适应一段时间后，才开始下一项内容。
王安石变法急于求成，调查不够深入。在得到君主支持后，没有考虑反对派的感受，仅仅进行了半年时间的调查就颁布新法，让很多人无所适从。在他改革期间，发出反对声音比较大的人都被流放贬官，而不去修正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更是引起反对势利的不满。因此虽然他的心是好的，最终还是没能抗住反对阻力。
其三，持续时间长短
商鞅变法持续了二十年才初见成效，这二十年当中，已经实现了一代人的转换，通过国家的强制推行，朝廷当中的新上任官员逐渐适应了新的法令。
而王安石变法仅仅持续了七年，并没有深入人心，此时国家强制力突然撤去，导致了触底反弹，变法失败。
变法，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改革。从商鞅变法成功与王安石变法失败当中，我们发现了改革需要的三个要素。改革决心大，调查研究深，持续时间长。此三者倘若缺乏一环，对于其结果的影响都将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