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日子没有什么不同。
在每个重要的机场打卡，或者在清晨，夜深，坐着计程车穿过睡着，或者刚刚苏醒的城市。
我已经能够将9、10小时的洲际飞行当做平常。但是通常在那个时候，我依然觉得每个城市都无比地巨大，巨大到看不到边界。
尽管已经走过那么多，世界投射的幻影依然如此变化多端，令人迷惑。
旅行也许从未向任何高深的哲学和理论低头，没有人可以凭借落在纸上，自以为圆满的总结来驾轻就熟，或者洞穿一切。
真像一次翻开第一页，就无法结束，也无法离开的阅读，而且越是深入，越有巨大的敬畏。
4天前，我在Randheli白马庄园的别墅里回复邮件。5点钟，大海的一头刚刚有一点亮起来的青碧颜色，潮水的声音一直未变，频率和音量甚至比精密的钟表还要准确。这有助于我迅速地从沉梦里集中精力，回复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封邮件，即使在假期里也是如此。它们勾连起了商业上的版图，谨慎的交往，和一部份的生活。
这是我喜欢的现代技术温暖的部分，尽力保持分寸的交流和可移动的工作台。
与此同时，一部份的私人时间被永久让渡了。无论我身处多么的“远方”，依然每天这样在电脑上打下第一行字：“Dear Sir／Madam……“
所以，苟且和远方的争论，只不过是键盘侠宣泄精力的无聊战场。
高晓松的歌，只不过是一句诗意的表述。如果还要纠缠隐藏于字后的前因后果，只是还不懂诗罢了。
我更愿意聊聊毛姆，或者说是高更的”月亮“和”六便士“。那是我写字和旅行的肇始－－这个笔尖锋利，嘴下无德，感情模糊的小老头隔着世纪设定了我的喜好、生活方式和最初几年所有的旅行痕迹。那还是一个蒸汽轮船和机车的世界。写作依然可以抱有温度。毛姆可以絮絮叨叨地编织对话，思考情节，并且有足够的闲情逸致造访东方。那些独立的，不成系统的体验完成了一种迷人的戏谑。世界的彼岸，生活的哲学从不唯一。
毛姆至少比大部分的人都诚实。他的笔下，至少没有出现如此分裂的”苟且“和”远方“。高更一生痛苦，并且习惯用更疯狂的痛苦来对抗痛苦。不远万里奔赴大溪地，不像是赴生，而像是赴死。他做了一切别人认为错的事，也做了一切别人认为对的事，也不过是在两者之间焦虑颠簸。远方似乎从来i不存在于遥远的疆界，如果行至远方，则无远方可言。就像月亮，夜夜都在，有变幻的美，但依然不可触摸。而口袋里的六便士，意味着所有人都离你而去时，至少还可以暂时换得的一些温暖。看看高更，也看看我们自己。苟且，我们生活中的营营役役，并非来自贪欲、炫耀之心，或者任何耀眼的欲望。苟且其实来自如深渊般黝黑的内心里，一直涌动的孤独不安全感。从心底深处，我们几乎完全不信任这个世界的温暖，和我们一切的努力。所有的陪伴来得艰难，却离开得那么容易。六便士就像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丝幻想：我们可以不依赖别人，自生一些温度来取暖。
所以，一个没有那么低贱，另一个也没有那么遥远。低头和仰望，是一生需要重复的动作。这几乎不是人生哲学的讨论，没有那么撕裂的对立，和那些对境遇的无力怨气。
旅行其实不在议题之内，或者说，和其它任何的领域一样。六便士，意味着持续；月亮，意味着方向。你不喜欢，它也是人生常态；你若喜欢，你就先低到尘埃里了，毫无胜算。
最后说一次，这跟你跑多远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