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文明倾向
恩格斯说：“和启蒙学者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十九世纪，美好的“理性王国”让大多数人陷于失望之中，浪漫主义运动也随之席卷欧洲。
讨论浪漫主义的反文明倾向，首先需要理清几个概念。什么是浪漫主义？夏尔.波德莱尔给出的定义是：“浪漫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随着感觉而走。”而反文明第一次被提出是由美国历史学教授西澳多·罗斯扎克在其著作中。在对其诸多的理解中，笔者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辩证的观点：反文明倾向在某种特定环境成为新文明打破常规喷涌而出的源泉，因此不得一律加以否定。
人类的文化史是一部辉煌的史诗，它博大的汹涌着的文明毫无疑问成为代代相传的馈赠。而这种浩大的文化建设不应该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此消彼长的两种势力中达到平衡这一动态行为的反复中臻于进步。并且，由于历史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局限性，当主流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背道而驰的时候，反文明则成为塑造新的文化形态的建设性力量。而十九世纪的西方则沦为这种落后破败的历史环境，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文明倾向应运而生。但这种反文明并非是普通的文化逆流和文化倒退，而正是一种构建在两种文化形态的矛盾之上的，给人类文明带来冲击和反思的希望。
德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发源地，这与当时德国古 典哲学的发展与空想社会主义带来的不满是分不开的。我国有句古诗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亦是如此。和大多数伟大思想的诞生一样，混乱不堪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给敏感性极强的文人培养了一种反抗和书写愤怒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