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创新已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背景下，我们亟待对创新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探讨。
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是此话题的积极倡导者，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上海的院士圆桌会议等多种场合倡导从文化内涵上探讨和创新的关联，并直接推动了2011年初由文汇报社和上海市科协联合发起的“创新障碍在哪里？”的大讨论；去年又再次在《文汇报》发起关于创新文化的讨论。
汪品先近期接受《三思派》采访，谈及他对中国当下创新文化的最新看法。《知识分子》获授权刊发。
创新是一种文化
创新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或命题，而不是一个技术内容。但是很遗憾，如今讨论创新文化的转型，实际上很多并没有在本意上。
我觉得中国这个社会，在创新方面是有弱点的。周光召就讲过中国文化在深层次上有不利于创新的因素，传统的农耕社会要求的是稳定和传承。这和海洋文化不同，一个希腊人，门口走出就是海洋，必须闯。
因此我们必须在创新的动力上下功夫。科学创新有两种动力，一种是内因，一种是外因。其中内因是主要的。
内因又分为两种：好奇心和成就感。好奇心是什么？有好奇心的人不会去想要有多大成果，这个成果有什么用，但是解决不了问题会让你寝食不安；成就感呢，比如打篮球，如果在场上总摸不到球，就没兴趣了，科学上也是，有那么一点成就，就会增加兴趣。
至于外因，比如说有人立志从医，是因为父母去世时的痛苦。还有人的研究是由于祖国需要、家国情仇之类的。再还有就是名利的驱动也能使人投身科学，这一方面现在显然过了头，出了不少问题。
跟随之路亟需转型
1980年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跟着外国人走，跟人家屁股后面走没意思。”当时就有人反驳说，“你能知道人家屁股在哪里就已经非常厉害了。”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外国人在研究什么，跟踪都成问题。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当然已经能跟踪的上了。但是陷入了另一个困境。现在的研究，大部分情况是，从外国人那里得到题目，然后从国外买来仪器，最后再到外国人那里去发表。我的比喻就是我们是外国人科研的“外包工”。
很显然外包工是不需要创新的。外包工就是把别人交给你的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又用一些SCI之类的定量指标，来衡量不能量化的研究水平。
中国的自然科学，至今说到底还是发展中国家类型。特点就是自己不出题目，而是搜集数据、提供数据。
就我熟悉的地球科学这块，假如没有了中国的数据，别人有些研究就没法做，所以你搜集了数据，文章也愿意给你发表。其他比如宏观生物学等学科也是这样，没有了中国数据，全球的数据就不齐了。所以希望你参与进来。你的文章可以发表的等级很高，nature、science都可以发，但这些只是“原料”，观点、结论还是别人的。因此我们自己定位就定位在，是不是得到别人的认可。
而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转型。能不能由我们自己出题目？ 自己做老板？
现在中国的地质勘探，五大洲四大洋都跑遍了。但我们的教科书，还是只讲中国的情况，没有全球视野。这很遗憾，经济已经实现全球化了，但是视野还没有拓宽，不考虑全球问题，好像全球问题是外国人的事。
举例来说，地球科学研究“全球变暖”需要方方面面的数据，涉及许多学科。通常的研究路线，是把地球系统的内容分的很细，然后分学科逐一研究。但是有人另辟蹊径，将地球视作一个单元，从外部来研究地球，看地球与外界之间的能量、熵的交换。这就是一条新的思路，行不行得通我们并不知道。这意思就是自己有观点、自己做老板，不是按照人家出的题目去提供数据。
说实在我自己现在发文章很困难，主要问题就是观点和别人不一致。假如你不想有什么新观点，只是去写文章支持前人的结论，你就会轻松得多。
我在国际期刊上发过不少文章，也组织过几个国际工作组。但是提出新观点的文章就很不容易，有一位评审人说，“你应该讨论区域问题，不要讨论全球问题。”这句话伤我很深。难道全球问题就只有你美国人可以讨论，我们就只配提供材料？
中国学派可以产生吗
这就引向了我之前一直呼吁的另外一个问题，假如中国人思考科学问题都不是用汉字汉语，而只是用英语交流、思考，中国就没有办法去引领科技创新。那个时候或许汉语就剩下给相声小品演员他们演出用了。
你去统计国际顶级刊物上中国人发表的英文论文，你会发现，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很多文章作者是汉语人名，都是中国人。我相信如果这些人能够用汉语进行交流，在中文平台上发表论文，这个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现在已有这么大的科研投入，而且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科研人才，你自己不想做老板，这是没出息的。
我们现在谈创新，某种意义上就是科学的转型，从发展中国家“原料出口型”的自然科学，变成有深加工能力的发达国家型的自然科学。
本文转载于微信公号“三思派” (ID:Science-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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