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注定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败局，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整个过程复盘，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不是只凭感性的作出好坏优劣的道德评判。
军事
就军事而言， 英军处于初步火器时代时，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使用的鸟枪甚至有“使用166年尚未更换者”。自明手中取得政权后，清廷重点是防内而非防外，所以对军事技术态度不是研究而是保密，以致冶炼技术、工艺落后于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颇多。 加之制度导致的贪腐盛行，索贿、中饱现象频发等多重原因，在关天培试放新制大炮后检查炸裂火炮的孔洞，叹到“内可贮水四碗”！也无怪19世纪70年代左公西征新疆看到明末所遗“开花炮弹”之实物，发出“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的叹息。
在兵力编制上，清军除国防仍有警察、内卫部队的职能。虽总数与英军相比高达40：1，但驻扎分散，逢战只能临时抽调。与英军机动性相比，援军跨四省需90天，英海军舰船从本土开来也不过4个多月，高下立判。再者社会重文轻武的氛围，高级指挥权受文官把持，也往往限制似有似无武力的发挥。
且清军因收入低，多半会去找营生赚外快：武官吃空额克兵饷，广东绿营开赌收费，福建水师将战船租给商人贩货。林则徐不无夸张的提到水师岁入有99%来自鸦片走私的贿赂。执法犯法，又怎么可能会有动力去抵御外侮？
林则徐对英军不敢挑起边衅的判断，固是错估形势，有其历史局限性，就他天朝上国的认知，和对英国“在中英贸易中获利极大，不敢与中国决裂”的理解，也能做到逻辑自恰。而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利用林对近代外交观念的无知，代表鸦片商人上缴鸦片，将“惩戒不法商人”变更性质成“没收英国财产”，谋以此发动侵华战争的行为，可谓处心积虑。再英国政府早在议会下院通过内阁侵华提议前，就早将本土与各殖民地的舰船驶往中国，此之一战难能避免，同时侵略意图也可见一斑。
人治
专制社会中要在中央，臣子作为皆为君主意志的贯彻，成与败全系于主事的是明君还是庸才。而鸦片战争时期恰不幸逢上的是道光，臣子有功难赏，有过又会严苛甩锅，自会谨小慎微，只讨欢心，不纠事理，导致每况愈下。
所以其时直面英夷的大臣，无论伊里布还是琦善，都深知一旦开战毫无胜算，但又不敢明秉道光招致降罪，只能是拖，直至把事情拖到无可挽回的境地。即使后来换了赫赫战功的杨芳和奕山，也无济于事，时局如此，换谁来对道光都只能是阳奉阴违粉饰腾挪，只是量的差别。甚者如广州城破被英军占领，交600万赎城的行为都能被奕山捏造成捷报。
三元里抗英/利益一致性
清廷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直存在写在骨子里的不安全感与合法性问题，道光爷爷乾隆年间的剪辫子“叫魂”风波即可作为参考。满清的统治实质为压迫，与民众是对立关系。
虽说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但被拔高到“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三元里抗英其倾向性更浓。实质是因英军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奸淫妇女，侵犯到了百姓直接利益的保卫家园举动，谈不上什么爱国。对他们而言，满清也是夷红毛也是夷，其实并无本质差别。
今人眼中保家卫国鱼水情的军队，其时祸害乡里，面目或比英夷更可憎。林则徐故曰“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曾国藩也称“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只有在英军于镇江遇上家小都在此地，退无可退的八旗兵，家与国利益达成一致时，才遭到了奋勇的反抗。
“天朝”与理学
其时的抵抗，完全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但胜与否是实力问题，知事不可为而放弃抵抗则上升到了道德层面。
自信有两种，一种是知己知彼的成竹在胸，另一种是愚昧的自以为是。清军在虎门等处一再战败后各地仍袭旧攻防策略，未曾总结英军的战术与优势，致使英军“正面攻击侧面包抄”的策略屡试不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
鸦片战争注定是一场败局。天朝的观念使远居庙堂的人不会相信如此国力会败给7万里外来的蛮夷，而理学思想又禁锢着人们头脑，相信事在人为，事未竟那么绝对是主事人的意志不够坚定，换马就是了，简单暴力。主张进剿几乎是读过圣贤书身为人臣自然而然的本能，合乎其道德理念，直到亲临战场明晰英军实况、敌我实力悬殊后又会火速由剿转抚。但这些将领们出于对官位和性命的自保，纷纷对道光采取了欺瞒的手段，使事态发展进入死循环。
战后
英军的舰队强行将中国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客观来讲为中国提供了摆脱循环的新途径。毕竟把希望寄予清廷自我改革，最终实现与国际接轨是全无可能的。
对于国际惯例的无知，又因中西文化背景、观念的差别，耆英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后补足细节不平等的《虎门条约》时人看似合乎情理，但以今人的眼光将关税自主权、司法审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拱手让人，并留下了二次鸦片战争的祸端，让人不得不叹息。但也难以苛责，时人若能跳脱出其身处的环境，那样也不啻为异端。
对战必败所引出的求和，并不是一味躲避苟安，如琦善，而是以今人上帝视角基于事实作出的理性判断：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以时间换空间。
鸦片战争不久后，美军舰队开入东京湾的邻居日本，就提供了一个相同处境更好的处理范本。但清廷学不会，也绝不可能学。因为日本的维新力量来自民间，倒幕又成为改革的前提。清廷的利益则基于满洲亲贵对中华大地的统治，而非国家的强盛。所以魏源在写《海国图志》苦寻材料时，清廷把俄国政府赠予的355类800余册书籍仅翻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所以签订《南京条约》后，美国送来军事科技等急需之物，却被清朝官员视之奇技淫巧而谢绝；所以祁贡因内地匠人造火轮船不得其法，欲从澳门引进夷匠，道光慌忙阻止，宁可不要火轮船也不让这些夷匠入境；所以林则徐会写到“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凡此种种，令人叹惋。
无论国家还是个体熵增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质变，解决的方式不外乎两种：自内而外的改革，或自外而内的革命。如清廷鸵鸟一般把头扎在沙里，仍妄自尊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百足之虫也终有轰然倒塌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