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古代的一种文体。辞赋盛于汉朝，故世称汉赋。辞赋分别有骚赋、散赋、骈赋、律赋、文赋这几类。辞赋的语句上主要以四、六句为主，并且追求骈；语言上还要求声、律协调，文章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此外，内容上还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辞赋的发展大致分两期——西汉和东汉的发展。
西汉辞赋指的是西汉时期的赋体文字。西汉辞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的特化。西汉辞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西汉辞赋兴起后形成了两种基本形式，就是骚体赋和散体赋；它们一抒情、叙事、体物构成西汉辞赋的基本状态，并涌现出贾谊、牧乘、司马相如、杨雄等一批卓有成就的辞赋家。他们以辞赋表现自我的情怀和社会景观，又在铺陈、夸饰中展示自我的学养和艺术想象力，使西汉辞赋在当时打的文坛上独具光彩，引导者其后辞赋的发展。
西汉的骚体赋以哀婉为基调，或抒发自我的人生失意之情。 因屈原的《离骚》而得名，继承了楚辞的抒情性、铺陈的表现手法极其典型的楚语“兮”标识，也更接近于传统的抒情之“辞”，而不是体物之“赋”。以贾谊为先驱，主要防屈原的《九章》而成的“九体”。西汉辞赋家在创作上因袭楚辞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帝王的好尚和楚声的传播；而是一些文人因仕途坎坷，有感于屈原、宋玉的人生际遇，接受楚辞的表现形式和风格，抒发自我人生失意的情感。西汉散体赋的产生较之于骚体赋要复杂的多，不像骚体赋直接袭用楚辞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而又赖于诸多文学手法与风格的影响。其一是《诗经》的影响；其二是楚辞的影响。除了文学的承传之外，西汉散体赋的产生还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
西汉骚体赋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其情调、风格与《离骚》相似，只是篇幅短小且没有屈原那样丰富的想象、浪漫的情思及死节之志。贾谊在这篇反复社会的贤愚倒置，将自己的失志不平尽于其中。表达远逝自藏或辅其他人主的意愿。这既是惋惜屈原自沉泊罗，又是自我人生的哀悯和新思考，沉郁悲慨，发人深省。此外，牧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而西汉灭亡后，并没有削弱牧乘、司马相如散体赋以及贾谊骚体赋度对东汉辞赋家的影响。散体赋和骚体赋依然是东汉时期重要的辞赋文体，并沿用西汉散体赋的体制和表现手法，因而有类似西汉散体赋的风格。东汉的散体赋以京都为主要题材，这是辞赋创作的新变。
其中班固的《两都赋》系统地梳理了辞赋的源流，阐明了辞赋家的用心，也表达了他对辞赋的认知。他认为赋是古诗之流，赋产生于贤人失志。班固所说的“抒情而同讽喻”与“宣上德而尽忠孝”是赋家创作的基本动因。前者注重融百姓情感与自我情感为一体，反映社会生活，批评时政。后者既迎合了帝王润色鸿业的需要及其好歌颂的心理，又是附加赋家尽忠孝的实现。辞赋的创作往往讽、颂兼备，从而使抒下情与宣上德自然融合在一起，只是抒下情较多地表现了赋家的真实情感，而宣上德则往往用了比拟夸诞的手法。班固的《西都赋》“极众人之所以眩耀”，以夸饰西京的奢华与天子生活的放纵，偏重体物，体物繁密典丽。
总之，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赋”源之于《赋》，由此，汉赋是“一代之文学”，在文学上有其不可抹杀的存在价值，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