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却一直不敢公开发表。这些日子，我不断搜集来自支教实践者的文章，里面描写了很多孩子的苦难，以及支教志愿者的付出、心血以及面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在这些真实实践面前，所有的逻辑分析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担心自己生硬冰冷的文字，会带来对社会热情的伤害，对实践者的伤害。但沉疑多时之后仍感觉，一方直言总能针砭一方沉弊，也可能激励勇敢者的前行。一家之言，当与不当，请读者诸君论断。

以下为正文。

谈支教，其实就是在谈公益。支教是公益的缩影，至少在今天的论题上是。
近些年在公益界有一场关于支教是与非的讨论，正反双方各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章。翻阅之后，我发现，虽然他们各自站在反对或者支持的阵营双方，但他们在一点上却分享着共同的观点。

那就是，谁是支教实质意义上的最大受益者。

在反对方，《 叔叔、阿姨，我们不希望你们来支教》一文用孩子的口吻写到：
“叔叔阿姨，在你们走后的日子里，听说你们因为对我们的爱心获得了学校的奖赏，你们的经历丰富了你们的厚度，开拓了你们的视野和格局。”

“在这之后，我们开始有点反感，我开始明白你们所给与的远不是我们想要的，你们的爱心破坏了我们心灵的安静，你们的奉献破坏了我们传统的善良，这些，也许你们永远无法察觉，毕竟，你们是旅游来的，你们是让这块热熟着的黄土地见证你们的爱情而来的，你们是带着爱心寻求自我心中的安静而来的，你们是寻找呼吸西部贫瘠的空气而来的……。”

在支持方，心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松先生在采访稿《回应被质疑的支教》一文中提到：

“在支教中……第一位的受益人是大学生。……我觉得这些所有的批评声音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他们忘记了大学生其实并没有完全完成成年这个过程，他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成年人，大学生仍然处在接受教育的一个阶段……参与支教……让大学生在这四年里能够离开象牙塔，到最真实的一线去，他们的大学生涯会变得更加完整。

正反双方，观点相同——支教志愿者，做事的人，是实质上的最大的受益人。
那么，谁是应然上的最大的受益人呢？

如此一问，分歧出来了。

一部分人认为是支教志愿者。大学生还没有完成教育过程，支教是帮助志愿者开阔眼界，了解社会，以及丰富个人体验的方式。即使认为志愿者完成了教育，也还是有些项目希望支教可以把志愿者培养成未来的领袖。不管怎样，人的完善没有尽头，如果你的关注点在志愿者，那么志愿者总归是需要成长的。

另一部分人认为是学生和孩子。支教是教育的一种，而所有的教育，都是最终指向学生的。在支教关系中，志愿者是老师，孩子是学生，哪有教育是以老师为目标的道理？
我的立场呢？是后者。第一种看法，在我看来，不太合理，甚至有些危险。
我的理由有两个。

首先，任何事业如果希望运转顺利，就必须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换句话说，如果要确定一个首要的服务对象，则这个定位必须得到所有相关方的认同。

志愿者是支教的目标服务对象，持有这种观点，除了公益组织之外，恐怕其他相关方都难认同。我曾参加过一个志愿支教机构的开放理事会，会议上我发现，其实很多志愿者都很清楚，他们参加支教，目的是服务学生，参与的小学校长也这么认为，他私下里对我说，“如果支教是为了让我以及学生们来服务志愿者，那是本末倒置了”。如果支教的最终目的是，动员农村地区的家长以及孩子，来为志愿者提供服务，帮助其成长，这种道理又怎么能让校长、老师、家长以及孩子们接受呢？如果说支教是为志愿者服务，校长、老师、家长、孩子甚至志愿者能答应吗？我相信，很少有志愿者机构，会这样对校长、老师、家长和孩子描述自己。

其次，我们做项目，持有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招募到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反复强调，支教可以开阔视野，丰富简历，那么我们能招募到的，就是那些以自我成长为目标的人。一旦后期在支教过程中碰到麻烦和困难，一旦当孩子的需要与自己开拓视野或者丰富实践的目标相冲突，那个时候，志愿者就很难做出有利于孩子的选择了。

现在有些组织，为了鼓励年轻大学生参与支教，经常游说支教经历有利于开阔眼界，甚至说对未来找工作会有帮助，这种功利主义的话语体系，招募到也常常是一些功利主义者。而我在很多支教志愿者的文章中读到，他们相当不一部分是有情感、也是有担当之心的，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种引诱性的游说，并不会妨碍年轻人的热情和投入。

支教应然的目标对象是孩子，这个道理并不深刻，也并不太懂，可在现实之中，志愿者组织或者公益组织为什么还经常模棱两可，颠倒不清呢？

这可能和人的行为心理，尤其是和志愿者公益机构的行为心理关系甚大。以下是我的猜度，可能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第一种心理是逃避难题。

要知道，如果支教定位是为志愿者提供帮助，而且尤其是开阔眼界这一说，只需要把他们送到农村即可，而如果说要给孩子提供帮助，那么支教组织就必须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所评述的那样，弄明白且必须遵守教育的规律，那些教电脑、讲英语、讲故事、讲外面的见闻的方式，可能并不符合教育本身的要求。

绝大多数的支教，都面临着时间短、志愿者不专业、不懂教育等难题，这些都是约束条件，使得支教为孩子带来改变十分困难。给孩子带去真正的价值，这就对支教机构以及志愿者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人们普遍把支教当作一种简单且易于参与的公益形式，不愿直面困难以及更高的挑战。

第二种心理是逃避真正的问责。

目标越具体、越明确，越可衡量，则越容易判断成功与否，也就越容易问责。如果我们把目标确定为：通过十年的时间，使得抗艾药物价格下降90%。十年后，目标实现与否，立刻就能判断。

避免被问责的最好方式就是制定非常模糊的目标，比如培养志愿者的领导力，培养世界公民，何谓领导力，何为世界公民，如何判断呢？

再进一步，如果就是不明确自己的服务对象是谁，那么就更不好判断成功与否了。你说，给志愿者的服务不好，我可以说你要去看看孩子，而如果你说孩子没有太大变化，我又可以说你要看看志愿者。

第三种心理则是逃避掌控力不足。

支教的服务链条是这样的，支教组织—>志愿者—>孩子。支教组织离志愿者更近一些，他们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志愿者相处，因此对志愿者的需求感觉更敏锐一些。而如果往服务链往下端再走一步，感知对孩子的需求，对支教组织的能力要求就更高了一筹。

这里面包含着对自我控制力的担忧。如果把组织把目标人群定在志愿者，支教组织能感觉到自己可以对成果有所控制，而如果再往下推一环，则常常感觉无能无力，服务完志愿者，至于志愿者能把孩子服务怎么样，效果如何，就只能想像，无法控制了。
既然没有能力进行控制，还不如让语言与行为保持一致，干脆说自己是为志愿者提供服务好了。

想一想这一切和公益行业的状况是如此的相似。我们不是经常说，做公益收获最大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吗？如果这是谦词，倒也罢了，而如果这是事实，那不就是公益最大的悲哀吗？我们不是经常说，我们应该促进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公益组织发展了，社会自然就发展了。

真是这样吗？

这难道不是公益慈善效果不明的首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