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队里的那些事儿

81年我高考落榜成了待业青年，灰溜溜的进了集体户当了知青。那时有门路有点靠山的知青都能干上出力少挣钱多的俏活。比如做出纳员、电工、押运员(押送森运原木，防止小径级原木和短材原木进站时被偷走)，也有的走后门去当了兵。

只有多数父母没本事的知青像农民一样夏天种地、割灌、铲树苗，冬季采伐、清林、割木耳材。

那时大帮哄干活时，队长在眼前监工，知青们就铆劲儿干，队长一走就磨洋工混时间。队长就常常采取计件取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即使采用这种方法我们也未必能多劳多得。

记得82年秋天，我们在一大片陡坡上刨土豆。两人一组，划片刨。验收时队长任意圈出一块地再刨，根据落下土豆的数量扣掉工分。

指导员来回溜达，吆喝监督着几十号人快点儿刨，刨干净。

我和娟儿一听干计件，就起早贪晚拼命干，还要尽量刨干净怕验收时扣工分。我俩都是20来岁的好年龄，练得浑身是劲儿。刨土豆根本不愁，愁的是往山顶背土豆(山那边才有路)。

山地坡陡，一背筐八九十斤的土豆把我俩压成了大勾虾，四爪着地呼哧带喘爬上山顶，秋老虎的骄阳让我们汗如雨下，大滴的汗水模糊了我的近视镜也顾不上擦。

等在山顶买土豆的几位三公里立新小学的男老师见此情景唏嘘不已。我一个落榜青年见到他们真是羞愧难当，更不愿老师们看到我的狼狈样。

我和娟儿每天都认真刨出900多斤甚至一千二三百斤土豆按时送到山顶指定地点。

几天之后，计件工分标准出来了，以我和娟儿为标准，刨出900斤才给十分工。那些深谙指导员老狐狸心理，每天不紧不慢保持五六百斤的户员们咬牙切齿的骂我和娟儿是傻狍子，害得他们不挣钱。我俩后悔难言: 我们俩出的力比谁都多，我们就多挣钱了吗?

这样被骗的事情经历多了，我们对小集体这个单位也爱不起来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队里也种起了人参。因为是集体的，参地几乎不用花钱。森林皆伐后的土地哪里肥沃用哪里。

那时种参的人不多，人参价格也高。刨大土的活知青们就干了，很少雇佣外包工。那时候没有钩机，没有旋耕机。全是手工操作:先清理干净地面的杂草灌木，用炸药崩掉树桩后，拣净石头，刨除草根树根，用筛子把土里的杂物筛净整好参床。这么高强度的累活事先明码标价，刨一丈大土给多少钱，知青们的干劲儿也高。

那时塑料布贵一些，集体户的参棚有一部分是用油毡纸苫的。低矮的参棚罩上黑乎乎不透光的油毡纸，棚下阴暗凉快，参苗见不到阳光长的也慢。后来废除了油毡纸，全部换上了透光性能好的参膜，产量大增。

酷热的伏天，我们在参地拔草排水。

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尼龙网绳，笼住参膜用的是弓条帘子。用细铁丝把弓条( 类似于架豆角的架条)串成帘子压在塑料布上，再用铁丝把帘子固定住。

帘子勒紧了，参膜有些地方就凸凹不平。连阴雨会使凹处的塑料布积水下沉，形成一个个吊在参棚下的水葫芦。从参串两头看进去，一二百米长的参棚内，水葫芦高高低低大小不一很是壮观。如果是个人家的，那不吃饭不睡觉也要马不停蹄的排除水葫芦。

排除不及时水就越积越多，水葫芦越来越大，最大的能存两挑多水(塑料布的质量也真好，尤其是那种黄色的参膜)。要么把参棚压趴架，粗壮的人参被拦腰压断，要么参棚被压断柱脚，或压得走了形得重新修理。

遇到大水包，我就钻进参棚里，哈着腰用手托，用肩扛，用头顶把水葫芦里的水掀出去。伏天的雨水落进参地里，人参会烂。

个别胆大调皮的知青，用手掌拍屁股一般玩够了大水包，猛的伸出手指戳破水葫芦任它喷射，或者手持木棍扎破水包，参床上立刻一片汪洋。

那时候大家都是整日出苦力看不到招工希望的难兄难妹，都遭受过不公平待遇，心里有气，也就没人去告发这些事儿。

就是这么作贱，集体户的人参仍然很挣钱，毕竟种的面积大，土地和柱脚不花钱，成本低，以数量取胜。那时候的人参是真的贵。

至于刨参后卖多少万，能滴到户员头上几星雨点儿，就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事了。

也许是因为家贫吧，那时我真的很想挣钱。夏天集体户向林场包活铲树苗。户员们嫌单价低不挣钱，早上八点多下了送人车，再走上半个小时的山路到达现场，大家干上一两个小时这一天工就结束了。

都是20郎当岁的小青年，天性活跃。有的去河里捉鱼，有的爬上树梢放声歌唱: 春天来到了车厢里，带来了多少温暖和情义……

我茫然的看着这一切，心里那个急呀!  我想挣钱，哪怕一天挣一元也有奔头。可我总不能自己干呀，我就是个炸弹大家均摊我能挣多点儿? 铲树苗结束时最惨的时候每天才挣一毛九分钱。年轻力壮的小青年竟赶不上林场从六道沟农村雇来的外包工，人家有的五六十岁了，每天除去外包头的“扒皮”还能挣接近两元呢。我就去薅婆婆丁、曲麻菜、拣明子，要不就捧一本书躲在角落里看，反正不让自己闲着。

晚上收工时，我大捆小提溜的，肩扛手提往家走。惹的娟子一直嘲笑我像个老社(农村社员)。

后来，户里的两个男生考上了技校，我考上了代课老师，离开了让我心酸迷茫的集体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