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有限而平凡的人生经历里，与贾老师相识，绝对算是不那么平凡的一段。当时我二十出头，他八十挂零，我们是忘年之交。他厌恶“教授”的称呼，喜欢学生称呼他“老师”，甚至欣然接受我没大没小地称呼他“老贾”。他不曾在课堂上教授我某门课程，我是在观察他的言行，和他一起吃饭、喝酒、散步、聊天时受到教益的。

他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在儿子家里感受到一种拘束，于是自愿选择这份孤独。相比丰裕、安逸的生活条件，他更愿意自由地结交朋友、学生，自在地去教堂礼拜，自主地安排饮食起居。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孤独地行走着，走过华光路、北西六路、人民西路，还有好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路。我认为我们情谊的开始，不是初次会面时，而是理工大东门外的那次偶遇。他不急不缓地自顾走着，我先看到他，把借用的50元钱还给了他。他说：“这钱，我就没指望你还！”我不是唯一向他借钱的学生。兴许也不是唯一还钱给他的学生。无论还与不还，今后有学生困窘不堪，向他张口借钱，倘若数额不大，相信他还是会慷慨解囊。有一位颇受贾老师喜爱的学生，就曾向他借过一笔钱，自然是没有还的，还请求老师给他买过一双鞋子。贾老师向我提起时语气平和，我却按捺不住火气说了不少愤怒的话，并叮嘱他不要再随意借钱给学生，他只是一笑了之。

贾老师日常生活很简朴，一年固定就那么几套衣服。春秋时常穿一件蓝布褂子，夏天经常是那件白衬衫，冬天是一件绿色的套袄。饮食更不讲究，常常一根黄瓜，一盘花生米，一个馒头草草了事。只有当他喜欢的学生们来了，他才早早盘算，忙忙碌碌地去市场买蔬菜、排骨、康都炸肉、国梁烤鸡、百合馒头，去商店买红酒、啤酒、白酒。常去的就那么几家店，也都熟悉他，当他来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店主会说：“贾老师，你的学生们又来看你啦！”，他高兴地直点头。他常说市场上的某某摊主，商店里的某某老板都是好人，很照顾他。我却总担心他被欺骗，他说：“不会的，我这老头子也没什么钱，也不买啥贵重东西。再说我是老主顾。”然后就是一再提起的老证据：那家商店里的伙计每次都把桶装水给送到家里来。坦白说，很长时间我都觉得他待人的善意有些泛滥。直到后来，我读到张承志的散文《芳草野草》才突然理解了他的哲学：恶，只是尚未生发出来的善！

当时常来贾老师家的学生都是物理学院的，只我不是。贾老师在给同学们引荐我时会说：“这位也是天文爱好者协会的”。其实我只是个伪天文爱好者，贾老师才是真正的天文谜。他是理工大天文爱好者协会的创始人兼终身指导老师。他曾经精准的计算了中国制造的某一颗人造卫星到达淄博的时间，并因此被报纸报道，着实有名了一段时间。从年轻时候他就爱好观测天象，那时候没有太多设备，一只普通望远镜，甚至肉眼观星，他都着迷的深夜不眠。淄博是一个工业城市，我读大学期间空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但只要有重要的天文现象他都会早早准备，不厌其烦的搬运天文望远镜，指导学生们观测。有一次我邀请他去我农村的老家。夜里吃过晚饭，他就到院子里来观星，伸手在虚空里指指画画教我认识一些星座。现在这些名字都已淡忘，但他仰望星空的姿态，一直清晰的印在我脑海里。

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只要不是雨雪天就会去教堂礼拜。有时候也会在屋子里一边踱步一边诵经，手里捏着一串念珠。他从没有劝我信教，只简单一句：“只要做好事情就行”。我正值好奇的年龄，觉得古白话和拉丁语的经文听起来有趣，不经意间也学会了天主经和圣母经。大学二年级时我得了肺病，贾老师陪伴我去医院诊治，在我住院期间几乎每天都来探看。事后听他说，那段时间早上念经时他总会专意为我念经祈祷。令我感动不已。人在遭遇病痛、苦难的时候总会更容易认知到自己的渺小、脆弱，更容易靠近信仰。此后在我遇到的一些艰难里，这两段经文给了我莫大安慰。

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算不上聪慧的学生。有一段时间自卑的厉害。贾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他只是耐心听，很少说话。有时候看我实在消沉，就会说出那句断语：“超，你很聪明，也很努力，我觉得你能行！”。我战战兢兢的试探前行，点点滴滴的重拾自信。后来，我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正是我期望的学校和专业。毕业的时候，我们一同漫步在校园里，在各处景点拍照留念，庆贺我大学生涯的结束。那天他郑重地穿上了一套正式的行头，拍照时候他说：“之前某某学生毕业时，我们就在这照过像。”我知道，不久以后，我也会成为他常提起的某某学生。

大概是大三那年，我打算回家过暑假，临行前去他家里道别。我弹起吉他，我们一起唱《送别》。一老一少，一起哼唱那些优美的词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实在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在我毕业之前，偶尔有一次，我们谈起即将到来的离别，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得知他离世消息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总有一些感情我们无从表达。我知道他讨厌务虚，任何形式的悼念或悲伤都不会是他所期望的。我沉默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偶尔回忆起他，会想象如果贾老师还活着会怎么看待我所做的选择，我所过的生活？希望我没有让他失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