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时间设置在1984年,柏林墙倒塌之前。
电影的主人公,魏斯勒是一名窃听员,审讯和窃听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另外一名主人公,德雷曼,为著名的东德作家,他态度温和,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其强的忍受能力,尽管他从不公开反抗,但依然逃不开被监听的命运。
他的妻子席兰德是位舞蹈剧演员,美丽动人。德雷曼夫妇的平静生活被东德文艺部长出现而打破,文艺部长以其自身的职权威逼利诱女主角席兰德奉献自己的身体,倘若“配合的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一切,都被魏斯勒窃听于耳下,而席兰德对于部长的屈从,也触碰了魏斯勒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从此,他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
故事围绕两位男主角的心理变化而展开。得知妻子服从于部长的淫威后,德雷曼选择了反抗,他准备写一篇关于东德自杀现状的文章发表在西德的杂志上。而躲在暗处的魏斯勒摇身一变,见证了这对夫妻经历的屈辱之后,变成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兢兢业业的窃听者,开始想尽办法对于他听到的内容进行删改。
最终东德自杀现状的文章发表,东德安全部门勃然大怒,直接将矛头指向德雷曼,而在逼供之下,德雷曼的妻子也如是说出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安全部门人员前往取证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人之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五年之后,柏林墙被推到,故事的结尾让人泪流满面,我为各位留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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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著作《1984》中虚构了或者说预言了一个集权世界,“老大哥”是大洋国的名义领袖,他的存在使得整个国家的氛围变得恐怖。
在书中,“老大哥”严格地限制语言,靠着“双语思想”与“新词”来维护统治,比如说,修改“Free”的含义;大量启用思想警察,随时干掉有其他想法的人。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腑告诉民众东德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敌人,必须接受监控。当年的东德政腑,在舆论控制上做到了令人窒息,而他们口中的“改善生活”,只不过换了几副优质的手铐。人类是一个会想象的物种,往小了说我们想像除了婚姻、公司,往大了说我们想象出了社会、国家、宗教。而国家作为人之造物,显然,是不可以凌驾于人之上的。
电影的结局真美好,让人泪流满面。可讽刺的是,《窃听风暴》导演多纳什·马克在拍摄的时候,得到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使得他们可以在东德的机关大楼取景拍摄。而只有一个人拒绝了他的拍摄请求:前东德监狱博物馆馆长,为什么?馆长说:“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在整个的东德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像魏斯勒一样良心发现,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写东西的意义
本文写的动因在于我之前关于一篇刘胖的文章被deleted。
我当然也可以大声疾呼,痛诉其荒谬与不堪。但这些也许不是文字本身的意义。
其实写东西的价值不在于为社会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的坚定和扶持,文字具有招魂的能力,能让靡靡之音奏成高山流水,让星星之火燎遍万水千山。所谓不惑,所谓迟疑,所谓浮华浪掷如当下,我们听到的声音,应让它服务于我们的思考,而不是相反。
文字提供了一种选择,它是为一群想看到正义、善良的人筑建的堡垒,哪怕堡垒破旧不堪,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是我们该有的姿态。
感谢阅读
2017.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