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诗歌就没有唐朝，没有唐朝也就没有诗歌。乍听此言，有点言过其实。毕竟在唐诗之前，作为中国文学的发轫之篇，诗歌已经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时间。“饥者歌其食，劳者咏其事”，开创现实主义创作先河的《诗三百》，不论从语言形式，还是从诗歌体例方面都已经相对成熟。尽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其外显的风格和章法仍然具有趋同性，没有明显的拼接痕迹。风雅颂，各有分工，分别以不同的语言样式，选取不同的视角对特定内容进行反映；赋比兴，注重诗歌形式的呈现：铺陈叙述，先言他物，彼物与此物。直笔也好，曲笔也罢，目的都是借助诗歌这种短小精悍的形式表达特定的思想情感。从诗言志，歌咏情的功能看，诗三百已经完全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所以，没有唐朝就没有诗歌之说过于绝对。

不过，从诗歌创作的精义看，诗歌是用以独抒性灵。诗家语所承载的是诗人郁积于胸的独特情感。这种专属性只能有诗人自己完成。而诗三百是劳动者集体创作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这个角度评判，诗三百与真正的诗歌似乎还有一点游离。屈子的出现，因为特殊人生际遇的磨砺，让屈子在慧眼观天下，双手书人生时，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这条路是前无来者的。当言语的表达由集体回归到个人以后，原有的表达形式，书写方式都必然迎来变革。现实主义是写境的写实，但特殊政治环境的限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既然是生活在王土之中的臣民就必须严格遵循框定的家国话语模式。一旦出现直陈时弊的过激言辞，必将招致横祸。不平则鸣，但现实又没有合适的表达环境。没有一马平川的直达，只能以曲径通幽的委婉旁及。于是，香草美人，问天责鬼成为屈子抒写自己内心酸楚的方式。浪漫主义的个人表达，看似简单，但屈子以独特的楚地语言形式书写的诗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吟风弄月的，当诗歌书写的内容突破自然的花草树木，创作的内容由现实伸展到外太空时，一扇通向更广阔世界的诗歌表达的大门由此打开。《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当这些经典开启了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时，我们还能说没有唐朝就没有诗歌吗？

而随着诗歌创作和表达的双子星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各自作用，诗歌的百花园百花争艳的春天来临了。汉乐府采诗、整理、加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相映成趣，《古诗十九首》寒门士子的悲悯，哀怨和愤懑。叙事向抒情的变化，让诗歌的表达维度由平面开始变得立体。叙事对现实外在的描述让世人欣赏到世界的丰富多彩，而抒情的移入，把公众的视角由外在来回到人的内心深处，让人们开始对生命本体进行审视和观照。对自我的发现和表达，这是文学本意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诗歌，首先完成了这一艰难过程的攀爬。

时至魏晋，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白骨露於野”是战争的挞伐令生灵涂炭。但“国家不幸诗家幸”，正是诸侯分治，才为文化、文学的多元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契机。政治的割据，思想文化的各自为政，始皇的一家独大被撕扯，不是变得面目全非，而是各家争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这些名词是永远绕不开的：建安文学，竹林七贤，谢陶诗歌等。不论是四言，还是五七言；不管是书写政治，还是描绘山水田园。在文字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大大的人。文字仅仅是一种符号，其所承载的则是丰富鲜明独特的抒情主人公的情感。相交于西方的鸿篇巨制，中国的诗歌是短小精悍。浓缩的是精华，通过简短的文字，我们领略到的则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韵。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没有唐朝就没有诗歌”的说法是何等的偏激与狭隘。要理清这个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必须回归到诗歌的本身，“以诗解诗”才是正本清源的正途。众所周知，每一种事物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构成。不论是形式服务于内容，还是内容决定形式，对事物本身而言，两者只有表里如一，相谐相生才符合要求。如果只专注于内容的运思构筑，而忽略形式的精雕细琢催生的只能是怪胎；反之亦然。作为独特的文学样式，诗歌具有其自身的特质。不论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制。如果诗歌的创作与表达不遵循既成的体制，就可能偏离诗歌的本义，古代诗歌如此，现代诗歌也是这样。大体上说，诗歌因为篇幅的限制，所以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音韵节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当然，既然是一种文学形式，它还要承载文学反映丰富发展的社会现实，表达真切多元的人类的思想情感的使命。而通过梳理诗歌发展的脉络，用基本的诗歌标准去推定诗歌的成形、成熟度，在唐朝以前，诗歌的体式和内容或多或少都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一种事物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只有经过漫长鬼吹灯不断修复和变革，自己才能日臻完善，诗歌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唐朝以前，诗歌的发展可谓是百川横流。经过时间的积淀，无数人大胆的尝试、实践和突破，百川东到海，汇集到唐朝，则沉淀出一颗璀璨的明珠，光芒四射、熠熠生辉。

唐朝以后，再无诗歌。至于唐诗的风韵如何，下篇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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