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是,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
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从前每每论及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恨其不争”是我所有情感的出发点。昏庸无道的卖国清朝官员在战场上软弱无能,却弹劾虎门销烟主战的林则徐,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任人宰割。
而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中开篇便提出这样极具冲击力的疑问:“鸦片战争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琪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的改弦更张,还是只需重用林则徐等主力抵抗的官员?
”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过多的注重了人物的褒贬,历史著作中的人物,身上都带着明显的标签。若从更高的层面上看问题,就会发现琪善也罢,林则徐也罢,个人毁誉事小,探究其中之理事大。因此茅海建将许多被捧上天的神人请下了神坛,真知灼见令人佩服,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是更大的力量。”时代变了,道光帝却浑然不觉,能力胆识不及康熙雍正等等先帝,只好一味顺着祖先留下的根基不事变通。以“天朝”姿态对抗外夷, 先抚后剿又抚又剿,但战争的对抗在于武力的对抗。
清王朝的所有作战武器还处于冷兵器时期,而此时的英国早已经过工业革命,船坚炮利,价值清朝军队腐败、百姓与清朝利益对立、官员自身眼光局限以及对最高决策者道光帝隐瞒实情等等,使战争还没打响之际就能够预料到结局。但是之后战争的种种失败,证明了不是清除了某些陋习,振作了纲纪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