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丽·陈坐在远离吧台的角落里，弹着肖邦的曲子。虽然是角落，却是个吸引人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一个巨型宫廷式吊灯，也因为艾米丽长得标致。
这是一家高档酒吧，一般都是当地的社会精英光顾。艾米丽的爸爸陈仲远先生，很得意女儿能在这儿做兼职。
陈仲远夫妻辛苦了一辈子，从外卖店到十几个座位的小餐馆，再到现在能容纳三四百人的自助餐厅，他们俩像大多数生活在欧美的中国家庭一样，靠饮食业赚营生。
不再开餐馆，几乎是每一个移一代对移二代的期望。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钱赚得有多辛苦。
艾米丽·陈弹着曲子，有些走神。
没有几个人是来听音乐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不过是多赚了点钱的商人。他们来这儿，各有各的动机，各怀各的鬼胎。
大部分人，是约了合作伙伴，想要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年里，大捞一把。小部分人，纯粹是想来买醉，看看能不能有一场艳遇。
没有人对艾米丽调情，虽然她很漂亮。因为艾米丽一副置身局外的样子。老外们喜欢勾搭，但绝不会自讨没趣。
她对音乐，谈不上喜爱。在酒吧里弹琴，只是她赚钱的手段。
可是，她上一秒的无趣，在她一眼扫到一个正在注视她的男人的下一秒，便无影无踪了。她的脸颊热起来，收回眼神，手里的曲子突然有了感情，流淌着倾泻出来。
一曲终了，男人不合时宜地鼓起了掌。周围的人诧异地看着他，仿佛他来自没有开化的国家。
“打扰一下，我叫奥雷。”他好像没注意到别人的眼光，走过来，语气温和。
艾米丽一丝犹豫都没有，就伸出了手。她从没见过这样一双眼睛，让她如此想去探寻。他并不帅，但很特别。他有些卷曲的头发，剃得发青的胡茬，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的衣着，都造就了他的特别。
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上一次，是在街头。他坐在一架破钢琴后面，有些腼腆地低头弹着曲子。他的面前，放着一顶帽子，偶尔有人往里丢一两个硬币。
说好听点，这叫行为艺术。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乞讨。
那天艾米丽没有往那顶帽子里扔钱，她默默地走开，心里有一种悲哀在蔓延。她莫名地心疼这个陌生人，她听出了他音乐里的哀愁和无奈。
回家之后，她总会想起那张脸。她期盼能再次见到他，可之后，他再没有出现在街头。
没想到今天，他们在酒吧里偶遇。
“艾米丽。”她握了握他的手。他怎么会在这儿呢，这儿应该是他来不起的地方。不过这没关系，她见到了他，就开心了。
“我再弹一支曲子，就可以下班了。”艾米丽说，很明显地，有邀请的成分。这句话可能有这样几个意思：等我下班我们详聊吧，下班以后一起喝一杯，下班了我们出去走走吧。总之，这句话里，是邀请的意味。
奥雷马上明白了。他赶紧去买了单，然后静静地立在一旁，听着艾米丽流水般的琴声。
“艾米丽，你可以下班了。”老板在吧台边上喊。
奥雷听见，走到衣架边，绅士地替艾米丽拿了外套和帽子，艾米丽心里一暖。
昏黄的路灯，打在脚下的青石板街面上。艾米丽和奥雷老朋友一样并肩走着，她想要了解他的世界。年轻女孩总是这样，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人，一点儿也不想等。
“你不是当地人吧？”艾米丽用英语问。
“我是乌克兰人。你呢，中国人？”奥雷问的时候，一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艾米丽点头又摇头。她完全没觉得自己沦落，她在这儿出生长大，她的心里，自己就是荷兰人。只是，她确实长着一张典型的中国脸。
“我是在这儿出生的中国人。”她用流利的英语解释。
“你的琴弹得真不错，但你好像没有很投入。”他客气地说。艾米丽笑了，她知道，这是一个行家的评价。熟练程度有了，难度够了，但没有多少感情。
“我就是拿来赚钱的。根本没人听。”艾米丽替自己解释。
“音乐是给我们自己听的。”如果光线好一点，艾米丽或许能看到奥雷涨红的脸。但在这样的夜晚，根本看不清。
他们进了一家要打烊的咖啡馆。服务生闷闷不乐地给他们端上饮料，就一头扎进吧台里，玩起了游戏。
“你怎么会来这家酒吧？”艾米丽按捺不住好奇，还是问了出来。
“因为音乐。这附近，只有这家有钢琴。”奥雷说话时，特别认真地看着艾米丽。他的表情告诉她，他是一个专注的人。他跟你在一起，面前就只有你。他的表情和心思，都是属于你的。他跟吧台后面玩手机的服务生小哥，绝对不是一类人。
艾米丽见多了当地年轻人的调皮和幽默，对奥雷的认真格外感兴趣。
他们从音乐聊到时局，从时局聊到生活。艾米丽的猜想没有错——奥雷的琴声里，确实有许多无奈和落寞。
奥雷是战争难民。就像当年的中国，战乱时期能逃到海外的，多是有头有脸的人。奥雷老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爷爷是音乐学院教授，爸妈都是留美博士。奥雷从小酷爱音乐，在爷爷的熏陶下，主修了钢琴。
从小到大，奥雷无数次参加各种级别的独奏表演，捧回了一沓沓证书和奖杯。他小时候乌克兰的家里，有四个佣人。可惜，大学还没毕业，战争打起来，在父亲和爷爷的坚持下，他远渡重洋，来西欧避难。
奥雷住在难民营里，吃着政府救济的食物，穿各家商店卖不出去的旧款，拿着一周十欧的零花钱。没有音乐，活着不如死了。奥雷把身上仅有的钱，拿去买了一架旧钢琴。
一次天气晴好，同住的难民撺掇他去街上搞行为艺术。他们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赚点零花钱都好。奥雷拗不过他们，只好任由他们，把他摁在街上卖艺。
那就是艾米丽看到他的那天。他虽然觉得尴尬，但是弹起琴来，他就忘乎所以。他的遭遇和心境，都融汇在了琴声里，所以，艾米丽听出了几分哀愁。
“音乐是不可以贱卖的，也是不能亵渎的。”奥雷说。那一次之后，他再不同意他们胡闹。
艾米丽说，如果他愿意，她想把酒吧弹琴的工作让给他。
“我做别的也可以，我有的是兼职的机会。”艾米丽说。奥雷很开心，在酒吧弹琴，更多是表演的成分，他喜欢。
第二天，艾米丽带上奥雷，在老板跟前天花乱坠地吹嘘了一番。奥雷弹得确实好，加上他的时薪比艾米丽还低，老板乐颠颠地同意了。
从此，艾米丽有空，就来酒吧听奥雷弹琴。等奥雷下班，他们手拉手顺着街道一直走，一边走一边聊。奥雷住的地方，是没办法约会的。几个人一间的难民营，毫无隐私可言。艾米丽更不敢把奥雷带回家，她了解父母，他们断断不会同意她跟一个难民交往。
但一切，都阻止不了艾米丽想和奥雷在一起的决心。她爱他的一切。他把她搂进怀里时，她整个人都是颤抖的。她的唇胡乱落在他的唇上，她心里知道要坏——她控制不住自己对他的欲望，他的爱情和身体，她都想要。
“如果我们结婚了，我可以申请套房。”奥雷跟艾米丽说着他打探来的消息，“政府会帮我们租两室一厅，房租特别便宜。我打工的钱，就够了。”
奥雷从来不知道生活有多不容易。他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虽然样样短缺，到底还是不用自己交水电房租等费用。
艾米丽没有打击他的积极性，毕竟，他是在计划着他们的未来。何况，她喜欢的，正是这样的奥雷：心里只有音乐，没被世俗浸染。
奥雷在那家酒吧，一弹就是三年。期间艾米丽大学毕业，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她租了房，以女朋友身份，帮奥雷办了手续，两个人正式住到了一起。
这一段时间简直太甜蜜了。艾米丽上班回来，奥雷会等在门口，他接过她的包，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他们一起吃简单的晚餐，奥雷跑步去酒吧弹琴。
奥雷下班回来，艾米丽听到脚步声，就给他打开廊灯。她等着他刷牙洗漱，两个人柔情蜜意一番，香香沉沉地睡去。
很多人都以为，物质水平决定幸福程度。在艾米丽和奥雷这儿，这完全是个伪命题。他们这三年很穷，却无比的幸福快乐。
要改变现状，是艾米丽的主意。她说，奥雷这种情况，很难找到好的全职工作，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他的荷兰语，一直停留在能听懂一些的水平。
“如果我们打算要孩子，就拮据了。”艾米丽建议，“要不，我跟我父母说说，给我们开个小餐馆，你觉得呢？”
奥雷完全没有概念。他不知道开餐馆是多大的工作量，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但他听艾米丽的，这个家，本来就是她说了算。他也想和她有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他没有异议。
艾米丽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一说，父母郁闷了。
陈仲远夫妻，从小就逼着艾米丽去学钢琴和舞蹈，逼着她在荷兰语和英语之外，学好法语和中文，为的就是将来，她能进入白领阶层，不用再像父辈一样，吃这些靠体力才能挣钱的苦。
现在，他们花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女儿，却要辞掉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倒退到他们的阶层来。夫妻俩越想越气，但也没办法。女儿是自己看着长大的，他们知道她的脾气。她做每一件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爸、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开餐馆辛苦也是值得的，怎么也比我一份薪水高。”艾米丽劝慰父母。
既然她决定了，除了支持，没有其他办法。
开餐馆轻车熟路，陈仲远夫妻很快就给女儿支起来一家中等规模的店。艾米丽已经想好了：她反正对音乐没多少热爱，那就负责赚钱；奥雷喜欢钢琴，就支持他的音乐梦。
她想让奥雷去音乐学院进修，这次奥雷死活不同意。“我是男人，怎么能让你养着？”他决定要跟艾米丽一起，支撑这个家。
一开始，奥雷还保持着他优雅的形象。他给客人穿大衣，跟他们聊聊乌克兰风情。可渐渐地，餐馆生意越来越忙，工人三天两头请假，奥雷就得顶上去。
一年多下来，奥雷被油腻的中餐熏得有些发福，手指也变粗变硬了。偶尔弹一次琴，琴音是飘忽的。
年底算账，确实挣了一笔钱。两个人各买了一辆好车，还有结余。
可是，艾米丽一点也不开心。她喜欢的，是那个专注弹琴的青年，他幽深的眸子，只有在接触音乐时，才散发出谜一样的光芒。
开上好车的奥雷却很开心。艾米丽赶他去音乐学院，他拒绝了。
“我们把餐馆开下去，可能的话，扩展一下规模。到时候买个别墅，雇个佣人。这些，靠我弹钢琴能实现吗？”
奥雷看出了艾米丽的失望。他退了一步，说去买个钢琴，放在餐馆里，他偶尔给客人弹一曲。
钢琴买回来了，奥雷只弹过几次，就没有再摸它。
多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凯文坐在钢琴前面，按出活泼的旋律来。
艾米丽看着儿子有些卷曲的头发，想象着奥雷小时候的样子。
她一笑。那笑里，兼具理解、追忆、无奈和欣慰。
【沐儿，安静写文的狮子座。很久没来，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