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这些奶奶其实也不知是我哪门子的奶奶，我的亲奶奶——我祖母，那时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眼睛红红的，噙着泪，“欲语泪先流”。
这年的冬天，母亲接了祖母来小住。
祖母来了，五奶奶就常来和祖母聊天。祖母和五奶奶对着厨房门坐着做针线，我和妹妹搬来小板凳坐在祖母膝前，一会儿帮祖母穿针，一会儿帮五奶奶引线。弟弟在摇篮里熟睡，红扑扑的小脸，明亮可人。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温暖而惬意，舒适而慵懒。两位老人家做着针线聊着天，聊着聊着祖母就哭了，五奶奶也就陪着流下泪来。看到两位老人家都在哭，我不知所措。
后来我才知道，祖母是在哭她的小儿子——我的小叔。
小叔(1948—1969)，十八岁去当了兵，是测绘兵，二十二岁时因病在部队牺牲。当时“文攻武卫”的狂澜波及部队医院，医院内斗激烈，造反派夺了权，所有的技术权威都被打倒。小叔的肺病急需手术，这边人已上了手术台，那边手术大夫还在挨批斗。终于手术大夫在“革命群众”的看押下给小叔做了手术，手术刚完，又莫名其妙地被押走。小叔术后需要接氧气，却无人负责，可怜我的小叔，再没有苏醒过来。我深恨。
小叔一去四年没回过家，当初全家人欢欢喜喜的送别竟成永诀。祖父去看望，最后部队上派一辆小吉普送祖父回来，祖父怀里抱了小叔的一抔骨灰。我的祖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叫她怎能不悲痛？
我的小叔是一个优秀的兵。当兵四年，年年都是五好战士。小叔的工作，风餐露宿，地床天被，冬天小叔把自己的被子让给同伴，他只盖一件军大衣。小叔还经常把自己的饭菜匀给饭量大的战友。据小叔的一位老战友回忆，当年他所在的部队还曾开展过向小叔学习的活动。
我的小叔更是一个极好的人。听姐姐们说，我还是襁褓中小婴儿时，一日母亲劳作，没有按时回来喂奶，我饿得直哭。小叔那日刚好到我家，马上抱起我一家一家地讨奶，一直走了十几家，才让我吃上奶，我也才止住哭。“有奶便是娘”，我那时就体味了。那年我一岁，小叔也只是个十七岁的大男孩。遗憾的是我竟没记住小叔的长相，也全然不记得有这回事。
08
弟弟三岁了，会稳稳地走路了，不肯去托儿所了。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带弟弟妹妹兼看家。
一天，父亲还交给我一项重任：等生产队的人来收大粪时，数清楚一共担走了多少担。挑粪的人来了，一担一担地大概有五六担时，忽然有一个挑粪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众人慌忙拿了我家的大扫帚，放在那棵楝树下，上面铺了我家的一条白围裙，把那个口吐白沫的人抬上去，七手八脚胡乱地掐着。
我以为那人要死了或者已经死了，吓得瑟瑟发抖，哭着逃跑，丢下了不知道怕不怕的弟弟妹妹。逃了好远回头一看，两小人在后面且哭且追。真是惭愧呵，我是狗姐姐吗？
父亲交代的任务也早被我丢在了爪哇国。
后来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往楝树下站，也不敢碰那扫帚和围裙，听说人死魂灵会附在什么东西上。我甚至想，韭菜上有没有鬼魂呢，因为那人当时就倒在韭菜田旁边，忙乱中，众人踩坏了我家一大片韭菜呢。其实那人根本就没死，人家只是晕倒了，是癫痫病。当然，如果没有众人的救助可能真会死。
顺便告诉你哦，楝树的果子是苦的，我尝过的。
09
夏天，看到母亲除了要到生产互助缝纫组工作，还要到地里干活，晚上回来，又要做饭，喂猪，又要给我们姐弟洗澡，我决定帮帮母亲。
下午我早早地放下椭圆形木盆，一头搁在门槛上，一头放在屋外。那木盆不知怎么那么高，那么重，我使出浑身力气才放好。舀来汤罐水，该有一点热吧，我把两个小人分别抱到澡盆里蘸一蘸，再抱上来，换上干净的衣服，就等着母亲回来表扬。母亲回来了，真肯定了我的成绩，只是一个个又重新洗了一遍。
看那意思是不要我给他们洗澡，那我自己洗澡总行吧，起码母亲少洗一个呀。母亲回来又笑了，说木盆该朝屋里放，你是个女孩子啊。七岁的我，在此之前，确实没考虑过如此重大如此严肃的人生问题。
八岁，我开始上学了，那时候年级的更替是在寒假。
1972年，我刚上二年级时，我们家的新瓦房就建好了，跟陆奶奶家砌的一样，不过更新更气派，在农庄线的最西头。搬家时，我一手提了母亲的镜匣，一手拎了个龙花罐。
弟弟五岁了，看到新瓦房不知道是自己的家，问那是不是学校。
1978年，我家的三间瓦房变成五间，还建了沼气，打了水井。
1985年我家的平房变成了楼房，五下三上，跟我记忆中的天安门一样。
然而，时常闪烁在我记忆里的，还是最初的老屋——那个土墙茅草屋。还有那条载着我们姐弟满满的期盼的马路，那个充满臭气和生气的牛场，那个繁忙热闹的晒谷场，那个鸟语啁啾的竹园，那片长满碧绿西瓜的瓜地，那棵结了满身果子的苦楝。还有掯瓜的五奶奶、狼族的六奶奶和那神奇的“六大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