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家企业餐厅的会计，除了每月报表对账，还有就是每天三顿饭的刷卡工作。

公司是一个以种土豆、加工淀粉为主的企业，每到秋天是公司最繁忙的季节，外来的零时工会比平时多一倍。公司的员工大多会遵循公司的制度，井然有序的排队刷卡打饭，倒也没什么。零时工却不一样，无论怎么指挥，打饭依然不排队，一窝蜂似的恨不得马上哄抢完了。

在队伍的最后，一个面色黝黑胡子拉碴的男人递过他的一个塑料碗，要求打半份白菜，两个馒头。因为零时工没办饭卡，没有零钱时，五毛钱以上的就四舍五入了。我问男人：打三个馒头可以吗，那样你给四块钱。男人说：吃不了，就俩。我说我没零钱。男人不干了：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占我的，我给你四块，你欠我几毛，明天再找齐。我有些不耐烦了：好几百人，我怎么记得住你。他一脸的无所谓：没事，明天我提醒你。

第二天我早忘了这茬，依然是在队伍的后边，依然是半份白菜，俩个馒头，男人递给我三块钱说：昨天你欠我五毛。

我哼了一声懒得和他说话。

又一天，男人来晚了，没有馒头，只有玉米面了。男人还是半份白菜，俩玉米面。我有点讨厌他，说：四块钱。他看了看我慢吞吞的说：玉米面不是8毛一个吗，2块钱的菜，应该是3块6。

“你还会算账啊。”没听出我的粉刺意味，他嘿嘿的笑了笑：没念过几天书。我有些忍无可忍：你这样欠来欠去，麻烦不麻烦，都像你这样打饭，我这活怎么干。

他半天没支声，不情愿的掏给我四块钱。

“大老爷们每天斤斤计较这几毛钱，看着也没多大出息。”“就是”，一边的同事们附和着说。

听着我们的嘲笑，他的腰似乎佝偻了一下。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下班顺道去菜铺买菜。菜铺门口堆着好多横七竖八的纸箱子，我被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慢点，姑娘”。一个有些疲惫的声音，有点熟悉想不起是谁。顺着声音看去，地下蹲着一个老头，衣衫破旧，头发有些长，胡子好像几个月没刮过，很深的皱纹里像是藏着好多污垢——打饭时那个斤斤计较的男人。

打饭时人多，我还没怎么注意过老头的形象。

他的裤边有些卷曲，露着灰褐色的秋裤，一双黄色的胶鞋几乎快看不出颜色。他快速的整理着手里的纸箱子，踩扁，放整齐，用一根细细的麻绳捆在一个老式飞鸽自行车后架上。

老头问菜铺的人：“一共34斤，给你10块2毛钱。”菜铺的人说：“行，给10块吧，2毛不要了。那儿还有点烂菜，你也收拾了吧，还能吃。”

老头从贴身的内衣里又摸出一块钱，说：“那就再给你八毛的菜钱，凑一块钱，你也不容易。”

我的脸有些烫，我快速转过身。就是不转身，我知道菜铺那么多人，老头不一定能认出我，何况老头的目光基本就没离开过院外的那堆纸箱子。

因为经常来这家买菜，有些熟悉。我试探着问卖菜人这老头的情况，卖菜的说：具体也不太清楚，好像外地来的，年轻时娶了个疯媳妇，挣俩钱都给媳妇看病了，病没看好，钱也没了。现在还养活着疯媳妇的老娘，八十多了还拖着老头的后退。老头也没有儿女，可怜的日子在后头呢。

给我称完菜，卖菜人又说：咳，老头有点傻，疯媳妇有哥哥，不养活老娘，轮得着他养呀。及米人（北方方言意思是聪明人）谁这样做？五十岁活的跟七十岁似的。

我愣了好大一阵，菜铺人少了很多。老板娘拿出新买的貂皮大衣让我看：你看看值多少钱？

我知道我们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我们总是习惯用我们自以为是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事物，总是以为表面的东西就是心里的东西。其实光鲜的不一定很高大，肮脏的不一定很渺小。上帝给了我们一双眼睛，是让我们来发现美的，而很多时候我们却让表面的一些东西蒙蔽住了我们的双眼，或许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就不够亮丽，才感受不到阳光每天都是新的，都在晒着我们。

第二天，我告诉所有的零时工：你们尽量准备一些零钱，我不欠你们的，你们也别让食堂贴了本。实在找不开零钱，欠你们几毛就给你们几毛钱的菜。

后来我离开了公司，办交接时是一位没接触过会计的人，我很详细的跟她讲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事情，我把从进原材料一直到月末结转需要如何做账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给她做了细致的讲解并写在纸上。有时她还会给我打电话发信息问一些问题。可是几个月后她却大张旗鼓的和别人说我特别保守，办交接时什么也不教她。

朋友以为我会很生气，本来我是办交接，不是带徒弟，教你是人情，不教你是本分。

我笑了笑，“没事，她也不容易，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没接触过这项工作。”

“她也不容易”，对于比我们弱势的人来说，这是一句尊重和理解，对于比我们强势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忍让和谦让的态度。

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人生就会改变。

后来每当我遇到那些让人生气或者看不顺眼的事情时，总会想起那句：“你也不容易”的话，于是一笑而过。

他那么不容易，还在考虑别人不容易。我们有什么资格诋毁别人的生活？

“你也不容易”拷问着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