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就是说从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可以看到俄国的革命以及为什么会革命。《安娜·卡列尼娜》反映的是什么时候的现实呢？小说将要结束时，我们看到，悲伤、负疚、绝望的渥伦斯基奔赴克里米亚战场，唯求一死。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在1853年至1856年间，紧接着是俄国农奴制改革的1861年，所以这个时代，是所谓社会转型期，是俄国革命的前夜。用小说中另一位主人公列文的话说，是“一切都是混乱的，一切都正在建立”。小说的创作始于在农奴制改革之后的1873年。1877年，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在各种议论和争吵过去之后，人们公认它是一部巨著，达到了俄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百多年来这部小说除了以各种文字流传，还在各个国家、以各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历久弥新，圈粉无数。

作为一部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巨著，挖掘它的社会历史意义、分析和批判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这一切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忘记它是一部虚构作品，是一个文学的世界，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恰恰是由它的文学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一部结构浑然天成、人物形象丰满、情节生动、思想深邃、情感真挚的小说，批判现实的意图和功能再明显，也不可能产生那么强烈的效果，更不会有那么深远的影响。如果说这部小说是作者通过再现一个真实的世界而造就的一个独立的文本世界，那么对于这个文本世界，由于我们长期功利化、工具化地使用它，可能已经于现实扞格不入了。阅读或重读这样一部世界经典名著最重要的意义，是使我们被教科书规训、甚至误导的头脑焕发思考和感知的自主性，使被简化和扭曲的文本世界恢复本来面貌。一部经典就是一个敞开的无限幽深的世界，作为读者的我们，随着阅历、见识的积累，也会从同一部作品中领略到全新的东西。

这部小说中出现了150多个人物，最重要的自然是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一个非凡的贵族女性，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容颜和丰富深邃的内心、敏锐的头脑。她原本过着一种孤寂、乏味的家庭生活，爱上渥伦斯基之后，便不顾社会舆论，勇敢、孤傲地抵抗着诽谤和羞辱，与整个虚伪的上流社会抗争，而以失败告终。小说写安娜由新生到绝望而终于毁灭这一转化过程，就是对当时沙俄社会的透视。从她的遭际可以看出，她的个性、她的女性身份，以及社会的各种成规，决定了她的悲惨结局。跟随安娜的脚步，我们会看到，她身处其间的社会不能容忍任何出格的东西，比如不能容忍离婚（且不说是不是默许通奸），不能容忍真正的个性（但却容忍装腔作势和争奇斗艳），尤其不能容忍不同的思想观念（却鼓励放纵的行为）。这个国家虽然也有枢密院议事厅，人们在那里争论、演说、选举，事实上是那么地顽固而腐朽。甚至安娜的性格弱点，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社会给予的：一个充满智慧和热情、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却只能寄希望于男性的爱，也始终只能依附于男人——从依附于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到依附于一个她热爱的男人，而男人的一切却由这个社会的各种成规所塑造和牵制着。这决定了爱她和不爱她的男人，还有女人，自觉不自觉地联手将她推向毁灭。

一百多年来，小说里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可能是解读得最充分、共识的程度最高的一个形象，特别是对我国读者而言。其他人物形象，被概念化的程度是很高的，以至于当我看到渥伦斯基并不是一个我想象中的玩弄女性的浪荡公子时，感到很疑惑也很失落。其实，一旦抛开过去接受的教条和成见，真正进入文本，今天的读者很难看出他的爱慕虚荣和寻欢作乐——即使看见了那些行为，也不会想到用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这样的词语去界定。文本世界一旦展开，就跟现实世界一样，有些事情你不能接受、无法理解，但它的发生自有其逻辑。我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也标志着我们各自的成长。小说中的渥伦斯基聪明、善良、有责任感，对安娜一见倾心，爱得真诚、深沉、如痴如醉。当他们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后，渥伦斯基固然不安于空虚贫乏的生活，安娜也未必甘心寂寞。虽然从安娜的个人感受看，他最后对她越来越冷淡，是在忍耐着她，但读者可以看见他对安娜还是有设身处地的体谅和理解。所以，小说赋予这个形象的现实批判作用，并不在于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谴责和批判，事实上完全相反，我们能够感到作者对他也是满怀同情和悲悯的，写出了他们的爱情陷入绝境时的状态。即使在渥伦斯基最焦躁无助的时刻，他也没有视安娜为包袱或有抛弃她的想法，但是不幸的安娜却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和报复、惩罚的念头。渥伦斯基是在他自身处境中的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男人，他的身份、教养要求他必须按照那个社会的标准来功成名就，而拥有美丽钟情的女性则是那个社会所定义的完美人生的标志。这样，对人性的反思指向了对那个腐朽的社会的批判：渥伦斯基是按贵族社会的通行标准造就的，他渴望而且可以在其中自我实现，但这个社会的道德、法律、风习却必然使一个有同等意愿、意识的女人陷于撕裂的状态。

【本文由 “故事的小黄花” 发布，2017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