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克罗齐的这句话，首先就得了解他的世界观，而考察一个人世界观或者他的哲学根基，就得摒弃这样一个成见，即没有必要去纠缠他是唯物还是唯心主义，这事在克罗齐看来，就是十分讨厌的。既如此，我们干脆就不要理它。
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克罗齐克服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即扬弃了黑格尔带有二元论残余的哲学。所以，克罗齐认为世界是完全的整体，同时还是一个生生不已的过程；对于这个整体，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把握，对于这个过程，我们又必须历史地来看待。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从此入手，十分关键。下来就是精神活动怎样来对生生不已、至大无外的现实加以思考和把握。克罗齐认为这种活动必然采取“判断”的形式。这判断既是一种哲学的思考，也是一种历史的判断。对于这点，我们别无疑问。克罗齐又讲：“说历史是历史的判断还不够，必须补充说，每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或简言之，就是历史。如果说判断是主词和宾词的联系，那么主词或事件，不管在判断的是什么，总是一种历史事实，一个变化，一个进行中的过程。”“历史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即，在其基本形式上——是判断，即个别与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综合来表述的。”克罗齐认为，所有判断的主词都是直觉所见的个别形象，一切判断的宾词都是以概念所表示的普遍意义或道理。因此，判断必然是个别事实与普遍意义的结合。举个例子，如“拿破仑是欧洲的征服者”，这里，“拿破仑”是主词，代表一个个别形象，“欧洲征服者”是宾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我们不去认识或思考历史则已，一旦我们要认识或者思考历史，就必然将一个别史实如拿破仑同一普遍概念如欧洲征服者、欧洲解放者或专制 暴君等结合在一起想，否则就永远无法认识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根本不存在。正如我们翻来覆去念叨“拿破仑是拿破仑”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拿破仑这一历史人物的任何情况一样。
既然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克罗齐所揭示的一个道理，史实并非是先已独立存在，只有经过人们思考，才显示出意义，史实及其意义是在思想或精神活动中同时产生的，史实与意义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历史判断。这判断不是关于个别事实的客观报道，而是思想活动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是思想产生了历史，思想活动就是历史，而克罗齐认为精神活动、思想活动就是哲学，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克罗齐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即哲学。
这就把大问题解决了，将导向他的另一个基本观点。由上面历史就是哲学可推导出历史就是思想活动，而任何思想活动对于思维主体来讲总是发生在现时现刻的，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总是现时现刻活动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更细想一下，我们就看出，这种我们称之为或愿意称之为‘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已形成，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业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非当代史、过去史，它们全都是当代史。“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所以，这种现在的兴趣引导我们去研究过去的历史，准确地说是唤醒和复活过去的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它。这里，我们引用英国哲学家沃尔什的话加以证实、加以理解，则更为明了。
“历史，并不是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们可以用心理观察来支持我们的主张，因为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都会感到为了自己现实活动的目的需要去描绘过去的图景，他们对过去感到好奇并力图重建这过去，因为他们希望从那里发现他们自己的志趣和利益。既然他们看到的历史取决于他们的观点，这种需要就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历史之光饼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见W·H·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P111）这样是不是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呢？我们再看一看沃尔什的解释。沃尔什说，主要是因为历史思维中主观因素的作用不同于其在科学思维中的作用，历史思维中极为突出的特征是它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至少包括两种含义：（1）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部分的，因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论其兴趣多么广泛，都只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过去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2）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发生的事讲得面面俱到，即使在他本人的研究领域也是如此：人们必须选择某些事实给以特别强调，而忽略其余。正是这种选择性，使得历史中主观色彩远胜于科学，而无法达到科学中的那种客观，并造成历史学家对同一问题的意见分歧。
沃尔什的话也有问题，究竟能不能达到“科学中那种客观”呢？我们来看克罗齐自己怎样说的。假如我们已经摆脱了由于“证据”缺乏可靠性而产生的一种怀疑或如马克思所说已经十分客观了的话，那么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怀疑论无法摆脱，“这种怀疑论叫作‘不可知论’更合适些，它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事实上，关于罗马或希腊诸国的源流，关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前各国的民族，尽管我们拥有学者们的全部研究，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如果关于这些民族的生活有什么断简零编传到我们手里，人们对它的解释又是多么地不确凿啊！如果有些传说流传到了我们手里，那又是多么贫乏、混乱和矛盾百出啊！而关于这些民族之先的民族，关于从亚洲和非洲向欧洲移植或者倒过来，欧洲向亚洲和非洲的移植，关于它们和海外各国甚至和神话的大西洲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得更少了。此外，关于人类起源的一元发生说或多元发生说又是一个使人头痛的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历史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整部历史，甚至于我们最接近的近代欧洲史都是模糊的。谁能真正说得清俄罗斯的一个丹东或罗伯斯庇尔，一个拿破仑或亚历山大的动机是什么呢？在活动的本身，即活动的外化方面有多么模糊和空白之处啊！关于9月中的日子，关于雾月18日，关于莫斯科的焚毁，人们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籍，但是谁说得清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甚至那些直接目击的人也说不清，因为他们遗留给我们的叙述是分歧的和矛盾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周围世界的历史，但和我们无限的求知欲比起来，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多么微不足道啊！”我们该怎么办呢？克罗齐紧接着说：“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导向疯人院。”无限对我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会使我们望而生畏。“只有可怜的有限才对我们有帮助，才是有定的，具体的，才能被思想所掌握，才能成为我们的存在基础和我们行动起点。所以，即使无限的历史之全部特定的无限事物能给我们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该做的也只有从我们的心中把它清除出去，忘掉它们，而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的历史，即当代史的某一个点上。”
所以，企图使历史与历史事实达到一致或吻合，只是一种幻想，只有的努力是不真实的，无意义的。而克罗齐认为，历史的价值就在于解答人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一目标。这并不是单纯地去如实说明历史，而恰恰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去认识过去，解释过去。显然，只有受到现实的刺激，人们才会真正研究历史，也才能真正懂得历史。
（文中摘引，除署名外，均出自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
199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