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御史大夫魏相当上宰相，经常被皇上私下接见，商议国事。平恩侯许广汉与侍中金安等，也能径直出入禁中。当时霍山虽然领尚书事，主管宫廷机要。但是皇上下令群臣都可以直接呈上“亲启密奏”，无需通过尚书，于是霍氏非常痛恨。
皇上隐约听到霍家毒杀许皇后，但未获证实，于是将霍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宫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为光禄勋（总领宫廷禁卫），将霍光的次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放外任为安定太守。数月之后，再将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调任蜀郡太守，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没过多久，又将霍光长女婿、长乐宫卫尉邓广汉调任少府。
八月十四日，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士兵，都归他统属。仍旧让霍禹为大司马，但是只给他戴小冠（大司马应该戴大冠），而且不给他印绶，撤销了他管辖的部队，霍禹于是仅仅官名与父亲相等，但没有实际可指挥的部队。又收回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绶，只做光禄勋。霍光的中女婿赵平，本来是散骑将军、骑都尉、光禄大夫，也统帅一部分驻军，现在也收回他的骑都尉印绶。其他统帅胡人、越人骑兵及羽林军、两宫卫将屯兵，全部换成皇上亲信的许氏、史氏子弟。
6、
当初，汉武帝的时候，征发频繁，百姓贫耗，穷民动则犯法，奸邪不轨之事，数不胜数，于是皇上派张汤、赵禹之流，严加立法，制定了知情不报、故意纵容之罪名，以及主管上级犯罪，属下官吏要一起判刑的法令。对于酷吏冤枉或重判犯人，不加追究；而宽释罪人，则视为纵容，即刻诛杀。这样下来，不但不能遏制犯罪，反而令奸猾弄法的情况，愈演愈烈，禁网越来越细密，律令越来越繁复严苛，法律条文满桌满屋都是，堆积到天花板上去，负责典刑的人，也没法都读完。于是各郡国承办官员，引用条文不同，处理也不一样，同样的罪，引用不同的条文，处理就不同，官吏们就抓住机会，以此弄法而受贿。想要救活的人，就引用轻的法令；想要置之于死地的，就引用使他非死不可的条文，冤狱遍地，人民哀伤。
廷尉史、锯鹿人路温舒上书说：“臣听说，当初春秋时的齐国，因为有无知之祸，才有了齐桓公的兴起。（齐襄公被公子无知所杀，庸廪又杀无知，齐国大乱，之后齐桓公从莒国入齐而得立。）晋国有骊姬之乱，而晋文公称霸。（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杀世子申生，驱逐公子重耳、夷吾，若干年后，秦国支持重耳回国继位成为晋文公，称霸诸侯。）近世赵王刘友被逼饿死，吕氏作乱，而成就了孝文皇帝‘太宗’的庙号。由此观之，祸乱之作，都是给圣人开道。变乱之后，必有大的改革，贤圣之君，正是以此昭明天命。昭帝没有嗣子，昌邑王淫乱，这又是皇天在为至圣明君开道了。臣听说，《春秋》最重视的，就是新郡继位的正统性，因为尊重正统，对开端必须慎重。陛下初登至尊之位，与天意相符，应该改正前任的过失，以正受命之统。废除繁苛的法律，解救人民的痛苦，以应天意。
“臣听说，秦朝有十大过失，（柏杨注：一、废封建；二、筑长城；三、铸金人；四、造阿房宫；五、焚书；六、坑儒；七、营建骊山嬴政坟墓；八、求不死之药；九、外放扶苏；十、任用狱吏。）”如今前九条已经废除，但还留下一条，就是狱吏。司法是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复活，砍掉的肢体不可再生，《尚书》说：“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与其枉杀无罪的人，不如放过有罪的人。如今的狱吏则恰恰相反，上下之间，好像比赛一样，以深刻严酷为导向，深刻严酷的，得到公平的美名；用法宽平的呢，就给自己留下祸患。所以办理案件的官吏，都恨不得将犯人置之于死地，不是他们憎恨那些犯人，而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置人于死地。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计算死刑的人数，每年都以万数！这正是仁圣之伤痛啊！天下不得太平，都是因为这样的严刑峻法！
“人之常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在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样的招供都行！所以犯人熬不过刑讯，就编假话来指控自己。狱吏们也利用这一点，就引导他们怎么说。定案之后，怕被驳回，就像炼铁一样，反复推敲，锻炼周密，全都办成铁案。这样的材料报上来，就算是尧帝时期最英明的大法官皋陶听了，也会觉得那罪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捏造确实的罪状太多，对应法律条文，罪名十分明显。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一个牢狱，叫人进去，人也不敢进去；用木头刻一个问刑的官，叫人去对理，人也不敢对。’这都是恐惧狱吏的残酷，发出的悲痛之辞啊！希望陛下删减法令，宽厚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复兴于世。”
皇上很赞赏他的建议。
华杉说：
对司法，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叫：“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这话听起来是一个理想状态，但实际上并不现实，因为前后两句话是矛盾的，只能选一头。如果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就不得不放过一些坏人，这叫“疑罪从无”；如果我们绝不放过一个坏人，那就只能冤枉一批好人，叫做“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是疑罪从有。汉武帝的政策，就是疑罪从有，有罪从重。路温舒就建议宣帝，恢复到《尚书》的政策：“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疑罪从无。
9、
十二月，下诏说：“之前司法部门，玩弄法律条文，越来越深不可测，都是朕的不德所致。判决不当，让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无罪的人反而被诛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如今廷尉府官员和各郡司法部门官员，地位既低，俸禄又少。所以增设四位廷尉平（二审复判官），俸禄六百石，负责审理诉讼，务求公平，以称朕意！”
于是，每年秋后，全国诉讼做最后定案时，皇上都亲自到未央宫宣室殿，斋戒素食，虔敬裁决，诉讼判决这才号为公平了。
涿郡太守郑昌上书说：“如今明主躬垂明德，就算不增设廷平官，判决也自然能公正。但是，如果要为后世开太平，还得从修订法律上下手。如果重新删减律令，律令一定，人民知道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奸猾的官吏也没有办法弄权了。如今不正其本，而是设置一个廷尉平的官职来理其末，以后政衰德怠，那廷平官，正好成为弄权祸乱之首！”
王夫之说：
路温舒之言缓刑，不如郑昌之言定律也。律令繁杂多门，就会造成于彼于此皆可，可轻可重，贿赂就可左右判决，于是狱吏与有司争法，有司与廷尉争法，廷尉与天子争法，辩不能清，威不能制，再是明君，也胜不过狱吏的奸邪。只有像郑昌说的那样，简明法律，不可移动，则一人制之于上，而酷吏行贿之弊就根绝于四海了。
华杉说：
法律的繁杂多门，就是官吏的自由裁量权的操作空间，就是权力和利益。如果法令简明，一切清楚明白，官吏们就没有权力了。所以路温舒的建议容易得到实施，郑昌的建议很难得到官僚系统的支持，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有一条叫“刑不可知而威不可测”，就不给你把法律搞明白，这样统治者才有最大的自由裁量权。
10、
昭帝时期，匈奴派遣四千骑兵在车师屯田。到了汉军五大将击匈奴的时候，在车师屯田的匈奴兵团也惊慌逃去。车师于是又与汉朝通使。匈奴王怒，召车师国太子军宿，想要他来匈奴做人质。军宿是焉耆国外孙，不愿意到匈奴为质，自己跑回焉耆去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等到乌贵继位为王，与匈奴连为婚姻，叫匈奴拦截汉朝派往乌孙国的使节。
这一年，侍郎、会稽人郑吉，与校尉司马熹，率领被免除刑罚的罪犯，在渠犁屯田，积蓄粮草，征发城郭周围各国士兵一万余人，加上屯田士卒一千五百人，攻打车师，破之。车师王请降。匈奴发兵攻车师，郑吉、司马熹引兵向北迎击，匈奴人不敢前进。郑吉、司马熹就留下一个军侯与二十人保护车师王，自己带兵撤回渠犁。车师王认为二十个士兵不足以保护他，担心匈奴大军再来，自己恐怕要被杀，于是轻骑逃亡到乌孙去了。郑吉于是将他的妻子用政府驿车送到长安。匈奴重新立乌贵的兄弟兜末为车师王，收集他其余的人民向东迁徙，也不敢居住在车师故地。郑吉派士卒三百人到车师屯田，以充实其地。
11、
皇上出继位，数次派遣使者去寻访他的外婆家，因为时间已经久远（从刘据被杀，到刘病已继位，已十八年），找到好多，好像是，后来都证明不是。这一年，终于找到外祖母王媪，以及王媪的儿子王无故、王武。皇上赐爵王无故、王武为关内侯，十天之内，赏赐以钜万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