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在这篇演说中从超验主义思潮的诞生背景出发，叙述、概括了当时被称作“超验主义者”的人们的特性和生活方式，探讨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批判的同时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个人疑问：爱默生不是美生会会员，他应该是受邀前往会堂进行演说的，他一生中在共济会会堂中发表多次演说。听众们都是会员吗？或者说当时的会堂是否已经像今天这样向第三方开放，可以作为社会活动场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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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摘录自《爱默生集（上） : 论文与讲演录》（ISBN: 9787108006592）：
超验主义者（1842年1月在波士顿共济会发表的演说）
关于目前在新英格兰地区流行的“新观念”，我们首先应当说明，所谓的“新观念”并不新颖，而是把陈旧的思想注人了新时代的模子。这种新观念的组合原则是统一的，但它涉及众多不同的题目。由于涉及宽广，它给予我们新鲜的启示；而这启示并不系统，因为新观念本身是松散的，启示也就各有千秋，形式不拘了。同样的道理，新思想仅仅出现在它所讨论的题目之中。如今我们通常称作“超验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自它在一八四二年诞生起，它就是一种唯心主义。人类作为思想者，始终分裂为两个派别，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头一派人以经验为基础，后一派则注重意识。头一派人依据感官的体验来进行思考，后一派却领悟到感官并非最终的依赖物，并且提出：感官虽然向我们提供事物的再现形式，但是它无法说明原由。唯物主义者坚持相信事实、历史与环境的力量，以及人性中的兽性欲望。而唯心主义者强调的是思想意志的力量、灵感、奇迹，以及个人文化。这两种思想模式都是自然的，但是唯心主义者坚你，他的思维方式属于更高一层的自然。他对唯物主义者坚持的立场表示谅解，承认感官印象及其联贯性，也承认它们的作用与美感。然而他却质问唯物主义者，何以如此肯定他感官的再现就是事物的本身？但是他又说，“我肯定事实不受感官幻觉的影响。作为与感觉器官相同的自然物体，事实本身也不容怀疑。当它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出现时，事实比物质存在更貝有原初的可信性，但是它们由于人们的传说而沦为一种语言，变成了唯一的一种需要摆脱感官体验的事实。每一个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成为唯心主义者，但唯心主义者却永远不会退化为唯物主义者。
唯心主义者谈论事件时，总把事件当作精神事物看待。他决不否认感性事实，但是他也不仅仅看到这一面。他不否认这张桌子、这把椅子、以及屋里这堵墙的存在，但是他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花毯的反面，是另一个极端。每一件都是某种精神事实的延续或补充部分，与他本人有着重要的联系。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实则将每一个自然的对象，从一种独立不拘的地位改变成为一种意识。甚至连唯物主义最有逻辑阐释力量的理论家孔蒂拉克，也曾被迫说到；“尽管我们能够升上高空，尽管我们可以沉入深渊，但是我们却无法走出自己的身体。我们所能理解的永远只是自己的思想。”对此，唯心主义者又能补充些什么呢？
唯物主义者满足于感官的确定性，便对那些精心编织的理论、星象观察家与梦想家大加嘲笑。他相信自己的生活很实在，至少不会想当然地迷信某种东西，而是确切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所做何事。然而很容易证明他本身就是一个在幻影中忙碌行走的幻影，只要他提出一、两个超出日常生活的问题，就能发现世界在他的感官体验下变得昏暗难辨了。对于一个性格刚强的资产者来说，无论他将自己的银行或交易所多么坚固地建立在昆西镇的花岗岩基础上，他终究不应把这建筑物的基础看作是一个与之对应的多角立体物，而应看到建筑物下面巨大而坚固的无名物质，它们的核心部分可能是沸腾或白炽的岩浆，外围则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球体，这球体被柔软浮动的空气所环绕，以每小时几千英里的速度承载着银行与银行家们在宇宙中运行。他也不知道这地球的去向——它就像一颗时而发亮、时而无光的子弹，飞速穿过一片小小的立体空间，它的边缘则是遥不可测的空洞深渊。在这个失掉控制的气球上，资产者建立起他全部的冒险生意，而这个星球恰恰正是他本人地位与职能的象征。“至少有一桩事是肯定的，”他说，“不会让我头痛。这就是从不撒谎的数字。迄今为止，乘法表被认为是不可辨驳的真理。另外，如果我把一尊金鹰雕像放人保险柜，明天我依然能在柜子里找着它——但是对于这些思想，我确实不知底细。”思想是变化消逝的。只要问一问他为何相信通用的经验会继续有效，或者他对数字的信念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他将会发现，他的思维组织就像他那宏伟的石头大厦一样，是建立在奇怪而又震顫的基础之上。
在思想的逻辑支配下，唯物主义者从外部世界出发，结果把人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个产物。而唯心主义者从意识出发，于是便推测世界是一种表象。唯物主义者重视那些通情达理的民众、社交圈、政府、流行艺术与奢侈品，看重每一种社会建制、每一个社会群体——无论其人数众寡、范围大小、目标多少——以及每一次社会行动。唯心主义者则另外采用一种思辨式的尺度，即依据事物本身在他意识中的重要程度来作出衡量，而根本不考虑大小规模与外观。思想是他唯一的真实。对于这真实，人与其它一切自然物体只不过是较好或较差的反映而已。自然、文学、历史仅仅是些主观现象。尽管人在行动中受制于行动法则，因此而热衷于与人合作，甚至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可是当他冷静下来，或经过逻辑推理之后，他将被迫把人降至真理代言人的地位。他不敬重劳动，也不看重劳动的成果，即财产。顶多把它当成一种多种含意的象征物，因为它体现着存在法则所规定的种种忠实美妙的细节。他也不遵从政府，除非政府能顺应他心灵的法则。他同样不理会教会、慈善机构与各类艺术本身的价值。然而他立在一旁倾听它们的声皆，十分疏远地，宛如他的意识正通过一台哑剧向他说话。他的思想恰是整个字宙。他的经验使得他养成一种倾向，即把你称作世界的那些连贯的事实，看成是不停地从他灵魂深处涌出的一股无形的意识。他的灵魂既是他自己、也是这些事实的中心。这便促使他把切事物都视为两种形态：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所谓客观存在是相对于上述他本人的未知中心而言。
经过从世界万物到人类意识的这一转换，人通过心灵观察一切的方法很自然地配合了他的全部伦理观念。这使得人的独立自助变得简单易行。人的伟大与神圣原在于自立自足，他不需要赏赐和外部力量。社会只是在它对我不构成侵害的情况下才是一个好社会。而当社会便于人们离群索居时，它是最好的。所有真实的事物都是独自生存的。每种神圣的东西都分享着神灵的自我存在。世上万物都是构成你自身的物质的影子，它们是形成你思想的永不枯竭的创造性动力，也是构成那些依赖或独立于你个人意志的事物的力量。不要让你自己为了修补改善将来的事情而无谓操劳，自我束缚。让你的灵魂坚强一些，所有的事情自会变得好起来。你认为我是环境的产物，我却亲手造成了自己的环境。只要我的思想与动机不同于他人，这种差异便能改变我的条件与经济状况。我——这股活的思想被称作“我”——是一具模型，世界像熔化的蜜腊一样倾注于其中。模型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世界却背离了铸模的形状。你把这称作是环境的力量，然而这其实是我的力量使然。我与我自己是和谐一致的吗？我所处的位置将会使你看出我是公正而有远见的。我是恶毒而又神智不清的吗？我的财产在你看来确实寒酸，而且日益减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将依照这种脾气去结交同类，去进行活动。凯撒的历史自会描画出他的英武形象。耶稣那样执拗地行动，是因为他那样坚定地思想。我并不希望忽略或否认任何真实现象。我说了我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但是你如若问我，“你究竟从哪里来"？我同其他人一样觉得，我与生命的事实有着某种无法说明的关系。这事实既不可解释，甚至也无法思辨。但是它确实存在，而且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超验主义者采纳了有关精神学说的全部理论。他相信奇迹，相信人的灵魂永远是对智慧与力量的新潮流开放的。他相信灵感的实现与领悟的狂喜。他希望人们能容忍精神原则，让它始终在有关人的状况下得到体现，而不要容许非精神的事物搀杂进来。所渭非精神事物是指那些肯定的、教条的、个人的东西。这样，灵感的精神尺度便依据思想的深度而定，它决不关心是谁说了那些神妙的话。而且他以同样态度抵制一切要把其它规则与尺度强加给精神的企图。
在行动中，超验主义者易于招致唯信抑主义的罪名，因为他发誓说，既然他拥有立法者地位，他就可以安然地忽视，甚至于违反每一种圣经明载的戒律。在《奥赛罗》剧中，瀕临死亡的苔斯德蒙娜向她的女仆爱弥丽亚赦免了她丈夫的谋杀罪。后来，当爱弥丽亚指控奥赛罗的杀妻罪时，奥赛罗喊道：
“你曾听见她亲囗说明我不是凶手。”
爱弥丽亚答曰：
“她越像天使般地善良，你就越像黑心魔鬼。”
关于这一精彩冲突，超验主义道德家雅各比在他给费希特的答复中连同其它平行的例证一起作了发挥利用。雅各比拒绝除了个人精神意愿之外的所有善恶标准。他说，没有哪一种罪恶不在某种情况下含有美德。又说，“我是个无神论者，是个专门同那种想象的计算原则作对的不信鬼神的家伙。我会像垂死的苔斯德蒙娜那样撒谎，会像皮雷兹扮演奥雷斯特斯时那样谎言惑众，会像蒂摩里昂那样杀人灭口，会像艾帕米侬达斯与约翰·德·维特一样为自己制造假证。我会像凯托那样决意自杀，像大卫那样犯下亵渎罪，对了——就是在安息日那一天摘下玉米穗来吃，不为别的，就因为我饿得快要昏倒了。我所以如此，是由于对自己有信心。我确信，在原谅这些违背戒律的过错时，人便得已发扬造物主赐予他的自主权利。而顺应天恩，他又盖上了自己天性的印记。” ※柯勒律治的译文——作者原注
同样，假如人类的思想或品德中出现某种伟大而果敢的成份，或产生某种对于巨大未知事物的依赖，或形成某种预感，某种信仰方面的过度热诚，精神主义者都会加以采纳，视之为最合乎天性的东西。东方人的思想一贯倾向于这种宏大境界。佛教理论便是它的表现。佛教信徒并不四处向人感恩，他会说“不要逢迎你的恩主”。但是他相信一切善行终将得到善报，因而他也用不着假装出受惠过多的样子来欺骗施主。在此含义上，佛教徒就是超验主义者。
上面的描述会使您明白，并不存在一个什么超验主义政党，也不存在纯粹的超验主义者。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一些鼓吹这种哲学的预言家与先驱者。而所有那些对天性怀有强烈偏见、却又倾向于唯心主义理论的人，并未达到他们的目标。我们有着众多的前驱与先锋战士，然而就纯粹的精神生活而言，历史尚未提供任何个真正的榜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依据他的个性行事，不食人间的烟火。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感情用事到了点石成金，遍地奇迹的地步。更没有人在为拯救世界的工作中凭空获得食物、衣服、住房与武器装备，除非他亲自动手，辛苦劳动。只有在低等生物的直觉行为中，我们才见到这种方法的某些启示，而它们又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松鼠囤集坚果，蜜蜂酿制蜜糖。它们并不理解自己的作为，因此也就在无私与无愧的条件下供养了自己。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超验主义是信仰的狂欢或纵欲形式呢？信仰的预感只有在它有助于人的品格完整时才是合适的，而当人的过分服从阻碍了他个人愿望的满足时，这种信仰便是多余的了。大自然本身是超验的，它的存在是基本而必需的，它不停地创造和进化，却绝不为了明天的事去动任何脑筋。人拥有生命的尊严，这尊严在他周围的化学反应、树木与动物身上跳动，也在他自身器官的不自觉活动中表现出来。然而，当人自己试图进人这个迷人的、毫不受到外界干挠的生命循环过程中时，他却碰到了抵制。才能与美德却注定让人忽略他的个人利益，让他向环境屈服，并且与每一种美与力量的性格和才能结合起来。
这种思想方式曾经在古罗马时期造就了斯多噶学派的禁欲主义哲学家。到了君主专制时代，它产生了爱国的政治家与布鲁图斯式的忠勇义士。它在黑暗蒙昧的中世纪哺育了先知和预言家，在教皇统治岁月里诱发了新教徒与苦行僧，以及那些反对照本宣科布道方式、鼓吹信仰至上的牧师。后来的宗教分离时期则导致了清教徒与魁克教派，以及现在的——神教和商业时期所形成的、我们熟知的那种带特殊色彩的唯心主义。
正如大多数听众所知，如今的唯心主义取名为超验主义，这名称来自康德使用的术语。这位孔尼斯堡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曾就洛克的怀疑主义哲学进行答辨。洛克的学说坚称，没有任何知识不来自感官的经验。而康德则表明，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思想或必定如此的形式并非来自经验，相反，经验是经由它们才被人获得的。这些思想及方式是心灵本身的直觉组成部分。为此，康德将它们命名为“超验的形式”。自此之后，康德思想的特殊深度与精确性已经使得他的这一专门术语变得时髦起来。在欧洲与美洲，无论何种属于直觉性的思想，人们都习惯地把它们唤作今天所谓的“超验”。
尽管如我们所说，并不存在纯粹的超验主义者，但是那种要尊重直觉、并且至少要求在我们的信条中给予直觉以压倒经验的全部权威性的倾向，却给我们如今的讨论与诗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上述时代有关天才与宗教的历史，尽管并不纯粹，也没有体现到任何强有力的个人身上，但是它仍然会成为这种倾向的历史。
连那些最粗心的观察者也看得出来，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标记是：有众多的聪明人与教徒退出了普通劳动生涯，放弃了在市场和政治会议上的竞争，转而投身于一种孤独而富有批判性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新生活迄今尚未产生任何能证明自身合理的成果。这些人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他们深感自己能力不适应承担的工作。他们乐于去乡间漫游，并且宁可在厌倦中死去，因为大城市能够向他们提供的慈善与成功机遇已经蜕变到了如此地步。他们是在进行罢工，在哭喊着要求有某种值得去做的工作！他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由于他们处在人性包围之中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同意做这种工作，因为它正好向着他们开放——尽管与他们写作《伊利亚特》或《哈姆雷特》之类巨著的梦想相比，那种创建城市或帝国的工作简直就像是做苦工般地乏味。
现在，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他本身的类型去选择工作，无论他是条毒蛇还是个天使。而聪明人或学习现代史的学生则会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类型呢？确实，在学习基督教史时，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去了解诺斯替教派、艾思因教派、摩尼教派、改革教派的信仰内容。因而我们对于了解本国情况不会感到特别的困难，比如去把握我们的同伴与同代人的思想和行为，至少这些思想和行为看上去并非属于偶然或个人性质，而是带有普遍性，被看作是时代之树不可避免的花朵。我们承认，我们美国的文学与思想史正处于一种虚拟语气之中。然而谁又能知道，这些沸腾的思想家，这些令人仰慕的激进分子，这些不合群的独立信徒，这些能使日月无光的雄辨大师会相信自己的异端邪说汹涌而过，却不留下它们的痕迹呢？
这些人是孤独的。他们著作和谈话的精神也是孤独的。他们讨厌所谓的影响。他们主动回避芸芸众生的社会。他们乐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的斗室中，宁愿隐居乡间也不想身居闹市，并且在孤独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工作与娱乐。说老实话，社会并不喜欢如此的怪癖。它说：一个人单独走路，他肯定是在咀咒全世界。一个人若是声称无人可以为伴，这便是非常反文明的行为。不，这更是侮辱别人的行为。对此，社会将要进行报复。与此同时，这种退隐行为并不是出自隔离者本身的新奇念头。可是如若有人愿意费心思与他们交淡，他便会发现隐居者的角色一半来自他的性格，一半是由于坚守原则。当然其中也含有一些不情愿的成分，像是从两种坏事中选择了比较不太坏的一种。因为这些隐士们并非是天生的离群索居者：阴沉，刻薄，厌恶交际——他们并不庸俗或粗鲁，而是快乐、敏感而又热情可亲的人，他们比其他人更多地期冀着被人喜爱。就像年轻的莫札特，他们愿意每天哭上十遍，追问人家“你是否肯定你爱我？”不——如果他们把全部想法都告诉你，他们就会坦白，爱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大自然最后的、也是最高贵的赠礼。他们在心中有着每天都须致敬的对象——这些被感谢的人也许脸孔不熟悉，但是他们的声誉与精神却贯穿渗透于隐居者的寂寞生活之中——正是为了这些精神伟人的缘故，他们才愿意生存下去，为了观赏另一个灵魂的美——这灵魂在我们心中激发了新的兴趣；也为了赞叹某个生命中存在的价值——它能调动我们理解力的丰富多彩——我被迫立即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即我本人是否属于残废的人性？去观察别人身上如此肯定的爱的表现——这种肯定性也使我看到自己除了卑贱之外所遭受的一切可能的创伤——它们正好反映出人类幸福的不同程度，因为爱的多少决定幸福的高低。如此测量情感是可靠的，而这种情感却使得他们对于普通交往索然无味。他们盼望的是公正平等的友情，如果不是就干脆不要它。他们不可能和你一起闲言碎语。又因为他们是诚挚而信仰笃实的人，他们也不会去赞许你可能用以招待他们的新奇玩意儿。就像仙女一样，他们不希望为人谈论。“爱我吧，”他们说，“但是请别追问我的侄子和叔叔是谁。假如你能从我的表情和举止中了解我的思想，并因此而无需倾听我表白的话，那么我将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向你细细诉说。假如你不会推测占卦，你亦不会理解我说的内容。我不愿意为了你的提问而折磨自己。我也不想使自己受到亵渎。”
然而，由于他们对于人性提出了如此奢侈的要求，看来这种孤独，而不是这种仁爱，似乎要继续在他们当中流行下去。这确实为他们的画像添加了一种新特征，即他们堪称最苛求、也是最强取豪夺的批评家。他们与每一个碰见的人争吵，不是因为那个人的类型不同，而是由于他的感情程度。此人程度不够——这便成了他的过错。他们在这种明智的无所事事过程中延长了自己童年的特权，但是却对功名录上的那些英雄斗士提出甚高要求。他们令我们感到一种足以使所有青年灰心丧气的奇怪沮丧感。结果是这么多有志青年，却从未造就过一个完人！深沉丰富的个性将获得一种野蛮的粗糙。而细致柔弱者必将显得浅薄，或成为敏感情绪的牺牲品。建立重大功绩的人难免犯下某些严重过失，就像精致产品上常常出现的裂纹。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这件艺术精品是如此精心雕凿的后果，以至于这位少年身上最难为人察觉的缺点都会让天才艺术家为难，并毁掉这件作品。请你去同一个水手谈谈他本行中的生活磨难吧。他会问你，“那些老水手都去哪儿了？难道你没看见这里都是些年轻人吗？”在这人类思想的汪洋大海上，我们也以同样的口吻间道：“那些以往的唯心论者都上哪儿去了？那些向上一代人抛出了奢望、并经由几位快乐的热心人向我们转述这种理想的哲学家都在何处？”面对着这个法律、权力与财富组成的阶级，面对那处于谨小慎微与琐碎无聊气氛包围下的土地保护人，人们不禁要问道：当初那些奉献了天才、美德以及神圣理想境界的先人都在哪里？难道他们全都死了——就像古代智者算命的结果那样，由于过早成熟而被神灵收回了天堂？抑或是他们丧失了高级思维，只留下皮囊充当自己的坟墓及铭文，以便向所有人宣告：那些天国的神仙在赋予他们美德之后，早己离开人间？是否新一人会变得更好一些？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位进人名册的候选人预告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过于轻浮虚饰，仅仅依照低下标准和槽糕的榜样，得过且过，马虎应付，这样便葬送了原来的希望。然后这些年轻人又给我们送来一项粗率却又有效的援助。他们以毫不掩饰的不满揭露我们的贫穷状态，以及人际关系的无聊乏味。人是一种可怜、有限度的施惠者。他应当可以付给别人大量的好处——即对别人产生重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决不会导致他的足弟出走，而应当不断地用新的美德来更新他原有的品性。这样，虽然他并不在场，我也从不会忘记他的存在，我的嘴巴也时常会说起他的名字。甚至当大地在我身旁裂开，或者在我奄奄一息之际，我也会面向宇宙默默祈祷他的姓名。然而，我们的经验说明，人是卑贱无义的，友谊也缺少深度。我们在朋友离去时假装依然与其同栖，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不再接触他们的言行与信件，我们就会忘了他们。这些苛刻挑剔的孩子们向我们鼓吹我们的缺陷。他们决不夸奖我们，也没有动听和缓的语气。他们只向你献上一句恭维话，这就是不可满足的未来期望。他们雄心勃发，又对现状加以严格的批判挑剔。如果他们坚守在瞭望塔上，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从不退让，无休无止，那么他们岂不是些可怕的朋友，会让在场的诗人和牧师茫然无措，呆若木鸡？哪怕他们屹立塔上不吃不喝，餐云饮风地干下去，也不能说他们对人类一无贡献吧。
鉴于这种追求伟业与奇迹的热情，我们不能够把年轻人的举动看成是人性卑劣及琐碎的后果。他们对自己说道，与其和坏人为伍，倒不如独来独往。而他们力图寻求怀有同样梦想与信仰的伙伴的希望，也确实需要予以满足——正是这种希望使得他们有意回避世俗的社交圈。他们觉得自己极其适于交际朋友，因为他们已经与社会断交，发誓要同朋友为伍。一幅图画，一本书籍，或是山丘树林里的一处美景——这里他们可以聚集起朋友，欣赏美好而有价值的新奇创造——都能经常地给他们带来十分生动的友谊。每当此时，他们的时光便显得充实丰富，而社会则变得遥远虚晃如同幻影。
可是，他们的孤芳自赏与挑三捡四的脾气不仅使他们从与人对话中脱离出来，而且还放弃了人世间的劳动。他们因此不再是好公民，不再是好的社会成员。他们不甚情愿地承受着自己应当负有的公众与私人职责。他们不乐于分担公共慈善义务、集体宗教仪式、教育事业、海内外传教工作、废奴以及戒酒等等公益活动。他们甚至不喜欢投票选举。慈善界人士追问，超验主义是否就是偷懒者的代名词。他们宁愿听说自己的朋友死了，也不愿知道他成了一个超验主义者。如果听到这一噩耗，这位朋友必定从此四肢瘫痪，再也不能为人类做任何益事了。善良百姓们叫道：“这位天才人士有何权利放弃工作、去贪图自己的安逸？”对此，文学界的流行口号是：“我是超凡出世的才子，因此我不必参与劳动。”可是天才往往是更好、更易得的劳动能力。让你配得上你的才能吧，去讴歌它吧。善良与聪明的人离群孤处，冷眼旁现别人的庸俗与邪恶。他们似乎以为，只要自己端坐在椅子里，那些掮客、法官和议员们就会自动觉察到他们的过失，蜂拥前来向他们请罪。然而，好心而有识之士必须学会行动，并且要大胆地把拯救运动推进到那下层肮脏角斗场上的战士和煽动家们中去。
对于那些青年来说，真正的答复是：生命以及他们自身的能力看来都是珍贵的礼物，若要把它们浪费在你所建议他们去做的事情上去，那未免非常可惜。而你所说到的那些根本性制度，你的所谓伟大神圣事业，在年轻人看来莫非是些荒唐错误。仔细看一看，也不过是些卑微不足道的小事。每一桩“崇高事业”——比方说废奴运动、戒酒运动、卡尔文教派或统一教派活动，都已迅速地变成了一个个小商店。在其中，人们把文章包裹成易携带的方便糕饼——尽管一开始这些文章可不柔软轻飘——并且以小批量向顾客零售的方法招徕生意。买卖中你随意使用“伟大”和“神圣”等字眼，但是几乎从中看不出什么伟大或神圣的痕迹。那种能以自己优秀品质去感召别人的人是很少的。慈善与布施团体倒是颇有一些江湖郎中的吹牛本事。至于生活的普遍方式与人们的日常劳作，他们却难得从中看到什么美德善行，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一邪恶圈子的组成部分。另外，由于人们没有远大的目标，他们平庸的生活艺术中也就缺少任何高尚的性质。丝毫没有。他们进行了一次实验，发现所有的地方，从典雅的文艺专业到最粗鄙的体力劳动，从高等学府的礼仪到舞厅与社交拜访，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卑怯的妥协与虚浮精神，由此暗示出人们惊惶的怀疑态度，他们缺少爱的生活，及其没有目标的行为。
我不愿意采取行动，除非这行动是必须的，而且是适度的。我不愿意去做一件事，除非它一次奏效。我不喜欢繁文褥节。一旦你把握了原则，那么对你来说，为它申请四次或申请四万次都差不多地容易。一位伟人会满足于以最不起眼的方式表明他对时代主导思想的看法，而把无数的例证留给那些喜欢他的说法的人。当伟人击中靶心之后，其余的人自会粉碎整个靶子。一切都在训示我们：生命是多么无谓地漫长。英雄的每一时刻则令我们兴奋激动．因为他的12个月光景相当于一个世纪。孔武英勇的山克图斯凯旋回家，他带回的只是一个记忆。那是在猛攻萨莫斯城的时候，“正当激战未见分晓，珀里克利斯向我回首一笑，这笑容传给了另一支部队。”在这里，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时间的质量，而不是事件与人物所占据的日子长短。
我们绝不高兴，但是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的条件是崭新的：假如你需要我们劳动的帮助，我们本身却处于更需要劳动的境地。我们由于行动困难而感到悲惨。我们闲得要死，懒得生锈。但是我们依然不喜欢你们的工作。
“那么，”世俗社会说道，“让我们看看你的工作吧。”
“我们没有任何工作。”
“那你们打算千些什么？”俗人们大叫。
“我们将要等待。”
“等多久？”
“直到全世界的人都站起来召唤我们去工作的时候。”
“可是这样等下去，你会变得衰老无用。”
“衰老便衰老。我可以坐在角落里悄然死去（如你曾经说过的那样）。但是在我接到最高的命令之前，我绝不想动一动。既便那召唤数十年没来，几百年没来，我也明白世界的缺憾正是我以禁欲苦行来维持信仰的证明。你那所谓善举与德政，并不能让我开心。如果我无法工作的话，至少我不需要撒谎。说出今天到期该付的帐，这本身并不是撒谎。在其它地方，有另外一些人已经经历了严厉的审判，他们表现得不错。死难烈士被肢解处死，或者被活活地悬吊在卖肉的钩子上。难道我们就不能集聚勇气，把它凝合成耐心与真理，毫不抱怨地、甚至是怀着乐观幽默心情，去等候最高决策人下令行动的转机吗？”
然而，当我们抵近观察这些人的秘密时，我们必须说，尽管在他们看来十分容易回答世俗者的反对意见，但是要打消他们本身的疑虑与抵触却不甚容易。他们的性格习惯于不断质疑发问，这种个性使他们得以遭遇各种逆境，以至经受最勇敢的英雄所面临的审判。当我询问起有关他们的私人经验时，他们的答复倒不失机敏：“无可否认，我的信仰与其它信仰之间有着某些深刻差异。而我的信仰是一种短暂经验，它突然在公路或市场上降临，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刻出现在我的心头——天知道它来自体内或体外——使我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一直是在同傻子们进行傻子游戏。可是游戏的规则既是为我、也是为所有人准备的。我怀抱着信赖，孩子般的信赖与服从，以及思想的崇拜，我再也不要做傻子了。可是，大约在半小时的间隔中，我又从这种认识的高度跌落下来，回到往常的惯伎当中，变成这个贪婪社会中的一个自私的成员。我的生命是虚浮的，它并没有在世界深处扎下根来。我问道，我何时才会死去，并被免除欣赏这与我无关的世界的责任？我希望能够把这种闪电般的信仰换成绵延不绝的白昼，把这股狂热情绪化为一种温和的气候。”
上述的两种思想倾向无时不在发生分歧，并且造成显著的对比。对那种习惯于以大彻大悟的眼光看待生活的人来说，他似乎是个躲闪畏缩的人，在世上扮演一种卑贱、无能而又低下的角色。这是一桩他缺少技艺、不得不做的工作，又是一桩他无话可说、应由别人来表述的工作。他只好躺在一旁，做些杂事当作消遣，直到又轮到他上台去滥竽充数一番。我们读的许多书，以及所做的许多工作，看来仅仅是等待而已。这可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任何其他人都能代替我们做这些事情，甚至做得更好。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艺微乎其微，几乎与高尚的精神上活全无瓜葛。以致于无论我们做什么，推磨也好，骑马也好，或是奔跑、赚钱、治理国家，全都没有多少象征意义。如此双重意识最糟糕的特征是，在理解与心灵这两种我们都拥有的精神生活之间，确实看不出有多少相互的联系，它们也决难相互吻合或衡量对方。一种倾向占了上风，便听见吵吵嚷嚷，热闹非凡。然后另一种倾向卷土重来，又闹得山摇地动，日月变色、随着生活的进展，这两种倾向并没有找到更好的调和方法。可是我的信仰呢？我究竟是什么人？假如我什么都不顾，只需要一种沉静和独立的思想，只想在蓝色天空深处拥有一席栖身之地呢？云层很快就会重新封闭，而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编织的这只小小的网络最终将被弹人高空，与蔚蓝天空交织在一起，而那一时刻会被历史铭记。这样说来，我们只能坐等良机，难道不是吗？忍耐，更多的忍耐。当我们进入某种新的无限空间时——我们不久就要进入了——并且摆脱了消极否定的冰冻世界，我们将会高兴地回顾道：虽然我们缺少美德和种种籍慰，我们确实不喜欢贫困，并且也从未试图以虚伪或任何假装的热情来掩饰弥补这种贫困。
然而，若是忘了说明这些人都是美的热爱者和崇拜者的话，我们仍然未能充分地描绘出他们的特征。在由真、善、美这相互补足的三位一体之中，他们倾向于把美当作最重要的象征。在当代所有的道德说教运动、以及各种宗教慈善业中，也出现了某种与之相近的趣味表现。它们有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甚至是唯美的精神。在传统宗教人士听来，他们有关运动美的说法无疑有些空洞可笑。政治方而，当他们处理关于公正问题时，只要守住个人利益的界线，它也往往足够应付了。如果他们答应赔偿，这是出于审慎。但是他们如今为黑人、乞丐和酒鬼们呼吁正义，则是为了美的缘故——不是为了这些受难者，而是出于呼吁者的一种精神需要。我是说，这只是一种倾向，它还没有成为现实。我们的美德摆摆着学步，四处游逛，它走得还不够隐重。它的代表者面容严峻，时而说教，时而谴责。他们在主持公正时没有足够的优雅风度。他们仍旧带有滑稽喜剧的色彩，而这种色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经常是狂热分子特有的。真正的圣人应当像眼中的瞳仁那样可亲可近。而我们却被人逗得发笑，急于从工作中逃走，去与沉思的改革者作伴，以便躲避那种轻微的喜剧性讽刺。想想这些充满讽刺与批评的时光吧！我们把美奉作至上之物，是因为它看起来是一种中庸之道，便于避免善的无用，以及真的空洞——他们还是些热爱大自然的人，有幸在不可改变的世界秩序中找到了一种弥补人性缺陷的办法。
毫无疑问，针对这群人的所说所为，存在着大量的有根据的反对意见。我们己经挑出他们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肯定也容易受到批评和讥笑。他们的这些笑话，将会像其他人的笑话一样流传开来。将会出现一些时髦口号与虚伪姿态。也会出现精细温柔的景象。这些人具有非凡的办量，但是并非都会发达起来。他们埋怨说，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应该予以否定。假如他们力量菲薄，这种否认的工作就会耗去他们所有的力气，谈不上能够开始过他们所希望的生活。那些阴沉肃穆的老年人坚持要对制度与传统方法表示尊敬，他们不放弃对于陈旧历史、某些职业、大学、古老礼仪、受恩惠者、慈善事业以及定期拜访习惯的信念——他们抵制变化，似乎它们与己无关。然而却导致许多不眠之夜，引出背弃与怀疑的感觉——他们在此问题上千愁百感——这些老朽的卫道士们却绝不会改变观念。他们对此只有一个念头，即认为安东尼的脾气乖张——他本来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利，拒而不做那些他认为是愚蠢的事情，并且控制自己的脾气。可是他过于紧张兴奋，自以为是。这里的问题不是自由、才华横溢，或者是由于说俏皮话、天生喜欢玩闹。他若是能够避免扯谎、不义行为和自杀，就不会出事。没有时间供人去欢闹、去讲究优雅风度。可他却把力气和精神浪费到排斥和拒绝上去。然而，那些坚强有力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征服他们周围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像潮水一般涌来，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免遭那些刻薄批评家的注意。他们开心地服从上天的指引，仅仅是含蓄地拒绝或否认时下的喧闹议论。严峻的老者向聋子说话——教会与古书嘟囔着向一个十分忙碌、无暇顾及别人的激进人物宣讲它们的陈规陋习，因此它们有幸在缓慢的节奏上贏得了时间，而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方法。
我针对这些人说了许多，可是仍不充分。他们是些新近皈依的信徒。他们不过是指出了人们在具备了更健康、更勇敢的心灵时所应该走的道路。让他们去体会自己责任的重大意义，并且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吧。他们的心脏是保存着火种的挪亚方舟，这火种将要释放出巨大而蔓延的火焰。让他们在天才最狂热的冲动时去服从他的旨意吧，在他率先走向那荒无人烟的思想与生活的沙漠时追随他吧，因为只有英雄跋涉的途径才是有益于人类健康和利益的坦途。人类本性的特权和尊严是什么呢？难道这不就是它通过自身力量把自己同永恒事物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坚韧不拔精神吗？
社会对于这一群人也负有责任，而且应当以慈悲为怀，关注他们的疾苦。国家也有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某些好处。在我们这个机械师共济会里，不仅应该制造桥梁、犁铧、木工刨床与烤箱，还应该能生产一些更为精巧的仪器，比如晴雨表、温度计、显微镜等等。社会上除了该有农夫、水手和纺织工人之外，也应该专门保留一些作为人性测量仪表的诚实纯真之士，他们具有优异的察辨直觉，在充当旁观者时，难免会流露出一星半点的幽默和情感。另外也可能为那些墨守成规与喜欢训诫的人留下一席之地、并且让收集天火的人们得以向众人传播电流。或者可以说，当一艘在风浪中挣扎的小船向巡洋舰或定期邮船发出信号，询问航道情况时，它并非一无优势可言——这优势就是：我们应当时常接触一些罕见而又有才能的人，以便对照比较我们在精神罗盘上的差异，参照高精度的经纬仪来纠正自己的位置。
处在这种世风日下、人心凋敝的状态之中，时值人人都在呼吁新的改革或变更法令，要求新的订货、改进服饰、改善牙医、建造新舍或开办大企业、为政党拉票或是分割地产——此时此刻你是否能容忍一、两个直言不讳的人，在这片国土上为那些既不值钱、又不会消失的思想原则侃侃而谈、独诉其衷呢？经济进步与机械上的改良早晚都会被其它东西所取代，现有的生活方式也将会被人遗忘。这些个城市会衰败、或者被战火、新发明、新的贸易中心或地理变化所毁坏。一切终将过去，正如今天在海滩上建立起白色殖民地的那些散乱贝壳一样，它们不断更新，以便不断被毁灭贻尽。可这几位隐士默默阐发的和公开宣讲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不单体现在他们以往的行动上，也反映在他们发誓要做的事情上——将仍然保持它们的美与力量，并且在大自然中重新组合，在比我们更聪明、更幸福的一代新人身上重新萌发，与其周围的环境愈加和谐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