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在视频中提到了洛杉矶对汽车尾气排放的严格监管，却遗漏了另一项更重要的举措，即1994年洛杉矶政府对当地390家最大的污染企业建立了污染允许权，并且允许企业买卖污染权。也许是因为赋予企业污染允许权本身难以被大众理解，或者是它太过理性与激情环保的主题不符。但从其显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力来看，它都是不能被忽略的。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对大众来说早已不陌生，《京都议定书》和对全球民航征收碳排放税的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都耳熟能详。尤其是2005年运行至今的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次实验壮举。但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碳排放权的价格一路下跌接近崩盘，而碳排放量不降反升，这都招致了很多非议。最近，中美达成了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中国承诺碳排放量2030年封顶，中国多个城市也启动了碳排放交易所试点。一个完善碳排放交易体制对中国来说显得非常重要。
碳排放交易普遍是基于配额制和总量控制。当经济正增长时，碳排放权价格上升，市场发挥调控作用，企业有减排的意愿，这符合碳排交易制度的初衷。但当经济下行时，由于排放权供给总量不变而需求下降，碳排放权的价格也会下跌，这将刺激企业通过消耗污染燃料的能源来降低生产成本。事实上，此时市场机制仍然有效，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刺激经济复苏，但结果却与设立碳排交易制度的初衷不符。
这说明在排放权的价格和经济周期的关系中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但只靠总量控制是无法改善它的，因为任何对排放量的计划都会滞后于市场变化，而最终沦为预测经济的游戏。而配额制更是因滋生舞弊和寻租现象一致为人所诟病。
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存在是有效而合理的，但在制度框架内的初始产权分配机制不透明，而且实现有效配置的交易费用太高，在需要周期性循环进行初始产权配置的情况下，这降低了制度的效率。对此，我给出了一种改进的博弈机制设计方案：
1. 由环保部向企业发放碳排放交易资质
对环保部赋权，企业必须要通过环保部门的各项排放达标检查才能获得交易资质，而不是其他部门。无交易资质即无排放权，无交易资质的企业的排放皆属违法，鉴别违法行为的成本下降。
2. 取消配额制，由环保部在市场上公开出售配额。
环保部将所有碳排配额在碳排交易所公开出售，拥有资质的企业都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这样不仅可以消除配额制带来的舞弊与寻租，也可以避免出现某些靠单纯出售排放权配额获利的“虚拟”企业。
3. 环保部授予特定的政府经济监管部门交易资质。
政府部门获得交易资质后，在经济出现危机时可以通过收购碳排放权，对有意愿转型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样，可行权的排放权总量会随经济下行而下降，同时防止排放权价格崩盘，在经济运行周期内，持续淘汰落后产能。
另外，最初出售排放权所获得的资金，作为专项基金储配，用于碳排放权的回购交易。
4. 环保部授予环保组织交易资质。
由于环保组织都可以代表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来进行碳排交易，那么在排放权价格下跌而又无需政府介入交易之前，就可能维持一个事实上的社会认同最低排放权价格。
同时，环保组织也获得了一种交易费用更低的方式——即直接购买排放权来减少排放总量。所有致力于环保事业的个人和组织，甚至开发绿色清洁能源的企业也可以通过环保组织来间接促进减排。
综上所述，只要政府能够通过严格监管维持碳排放权的稀缺性。那么，碳排放权交易极低的交易费用就决定了它是一种优秀的制度，同时在制度框架内一个合理的博弈机制设计对于保证制度的有效性也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