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仕途，在“苏氏一门三学士”的名满天下，一朝及第之后，便踏上了一贬再贬的下坡路。晚年新帝继位，天下大赦，终于将他从遥远的岭南召回，他却病逝于返京途中。最理解他的侍女朝云曾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装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一语道出了苏轼内心最深处的苦楚，苏轼因而视她为一辈子的知己。
苏轼的一生是悲苦的。入仕不久赶上王安石变法，因上书表达对新法的异议而贬去黄州。王安石失势后司马光上任，将苏轼连升数级召回朝廷，但是将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苏轼对这种极端的做法持有不同见解，然而经历了一轮贬谪的苏轼已不敢轻易发声，因而自请调出京师，去杭州任职。后短暂回京，又再次遭贬。司马光之后蔡京上任，将贬谪在外的苏轼划归为元祐党人，流放至岭南。
正因为他悲苦的命运磨炼出了他乐观豁达的精神，最终成就了他的文学盛名。然而反过来想想，他怎么就那么倒霉，和哪个当权派都不合拍，没有一刻不是遭遇排挤的。难道真的是苏轼借侍女朝云之口所说的“不合时宜”吗？是因为苏轼所处的时代不适合文人生存吗？
恰恰相反，苏轼所处的宋朝，从北宋到南宋，是历史上所讲的积贫积弱，唯一一个没有全国大一统的朝代。大宋朝之所以国势如此衰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宋朝统治者的重文轻武，以至于四周的少数民族趁势崛起，边患不断。所以，宋朝是中国文人活的最舒服最恣意的一个朝代，新的文学样式“宋词”在这一朝崛起，并发展到了顶峰。以散文成就并称的“唐宋八大家”除韩愈、柳宗元两人生活于唐朝之外，其余六人都处于宋代。那么为什么，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苏轼，却生活的如此痛苦呢？
这是时代的悲剧，更是性格的悲剧。一朝天子一朝臣，时代在更替，掌权派在更迭，无论是改革派当权还是守旧派执政，在施政方面都是利弊共存的。然而才华横溢又忧国忧民的苏轼，总是能敏锐地觉察出政策的弊端，并且秉持着文臣关心国是的信条指出其弊且猛烈加以抨击。这样一个永远持反对意见的人在侧，哪个当权者会喜欢，当然希望他有多远走多远。所以苏轼觉得，改革派和守旧派都是一丘之貉，没一个是他能看上的。
每一次的贬谪流放，于他而言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同时又是一次成功的精神洗礼。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贬谪流放中，他逐渐变得豪迈旷达，不再计较个人的得失，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能自在享受生活。然而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渴望被朝廷重用的吧，所以即便买好了棺材远赴岭南，听闻天下大赦的消息之后还是义无反顾地一路北上，只可惜年事已高，最终病逝于途中。
苏轼是自负的，他瞧不上当时所有的当权派，坚定的认为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一生在宦海几经浮沉，并把这种命运归咎于“满腹的不合时宜”。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自负的，因而他们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在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中你死我活。
如果，只是如果，王安石和司马光能少一点自负，欣赏对方的优点，互相取长补短，那么，北宋朝廷中少一些斗争，北宋王朝或许能延续得久一点吧。
如果，再如果，当年的苏轼能少一点自负，那么他满腔满腹的才华便是“恰逢其时”，这样，他的一生或许能过得舒服点吧。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文学的天空，又将会失掉多闪耀的一颗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