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林语堂
980年前，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的眉山。
眉山这个小城日后注定因为苏氏一门名闻于世，因为这个家里，出了三个特别的人，一个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星河璀璨的唐宋文坛大放异彩、非同一般，用今天的话说来就是辨识度极高。
苏东坡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父子三人同时也被列于“唐宋八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称号，唐宋王朝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非任何其他朝代可望其项背，才子能人们灿若繁星，而关键的是两朝加在一起共有六百多年，六百多年里也就挑出了这八个人。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三字经》中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即苏洵，年少时的苏洵颇有点不务正业、我行我素的作风，流连于山水，不好读书，即便于“二十七，始发愤”，但功名上一直无果，直至苏轼二十岁时，他带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进京应试，二子同时及第，轰动京师，做父亲的也一并受到关注，而此时的苏洵，已近知天命之年。
据传，苏洵特立独行、性格耿直、不善人际，但东坡的母亲程氏却知书达理，司马光在《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称赞她“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苏氏兄弟年幼时常得母亲亲自授学。
不同于东坡的锋芒毕露与心直口快，弟弟苏辙是个性情平和之人，这也使得他的宦海生涯相对于哥哥来说，要平静安稳许多。东坡的母亲程氏一生育有子女六人，可惜多在早年夭折，唯有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一生相系到老，手足情深。
母亲的娘家在当地属于名门望族，财大势大，不过父亲这边也不算太差，虽然不比程家地位显赫，但苏家也算是中产中的佼佼者了，不仅有田产，还可以同时雇佣好几个侍女和奶妈。
有必要提一下东坡的祖父，祖父在东坡出生时仍然健在，据传这位祖父也是性格开朗豪放之人，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不喜读书，为人坦荡质朴、乐善好施，钟爱饮酒，开怀无忧，长得也是健壮英朗。祖父的名字为“序”，为了避讳，东坡在后来的创作中但凡需用到“序”字时，均以“引”替之。从东坡的身上，不仅可以窥见出父亲特立独行和刚直不阿的影子，也能寻得祖父疏达不羁与乐天宽怀的风范。
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逝世，一生历经五代帝王更迭。东坡的前半生相对来说还算顺利安吉，比较幸运的是他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都是仁宗当位，仁宗是北宋最好、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
东坡十八岁之时娶妻王弗，二十岁时随父亲和弟弟一起从家乡眉山出发上京赶考，仁宗嘉佑元年（1056）五月，三苏抵达汴梁城。经过了秋季的初试之后接下来便是等待来年春季由皇帝亲自监督的殿试，时间充裕，苏家父子除了游览京城的美景名胜，也不忘积极参与社交，父亲苏洵更是获得了当时的文坛领袖也是殿试主考官欧阳修的接待。而说到欧阳修的声名，在当时的文人学子们心中，堪称为泰斗。
殿试前的漫长等待中，年轻的苏轼和弟弟在寒冷的大街上注视着京城的繁华与热闹，虽然胸有成竹，心中却不免忐忑，这一趟究竟成败几何，他们的才华与抱负，是否都能如愿展现获得认可？
天才注定要横空出世，殿试结果出来，苏家兄弟同时及第，而在中榜的388人中，东坡名列第二。事实上他是第一，得了第二是主试官欧阳修的一个误会，欧阳修误将苏轼的答卷当成为自己的学生曾巩（也是“八大家”之一）所作，为了避嫌给了个第二——真不知道是曾巩的才华的确过人还是欧阳修对爱徒赏识过度呢？
无论如何，此后欧阳修对苏轼可谓是逢人称颂，东坡随之名动京师，苏家父子终于一鸣惊人，不枉数年寒窗。
仁宗求才若渴，欧阳修及时向其推荐了苏氏兄弟二人，仁宗的皇后事后告诉别人，看了此兄弟二人的呈文后，仁宗言道：“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好了两个宰相。”
事实上，弟弟苏辙后来的确官至副相，而苏轼虽然一度接近权力中心，但善始总是未能善终，尤其在王安石出任宰相，为推行新政排除异己之时，东坡因为宦海沉浮而四处颠沛流离的生涯开始正式拉开序幕。
这里不对王安石的变法做任何评价，但是在变法推行的过程中，朝廷中人的确有不少因此而上上下下、沉沉浮浮。当然，除了王安石本人，上的人都是支持变法的那一类人，如吕惠卿（后出卖王安石）、李定（后弹劾苏东坡）、章惇（东坡晚年的坎坷流离均拜此人所赐，将东坡流放到海南就是他的主意），下的人当然都是反对派，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等。当朝皇帝神宗虽不算太坏，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赏识苏东坡，但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希望通过变法改变国家贫弱的局面。
1072年，苏东坡携眷离京赴杭州上任，此时东坡35岁，正直壮年。这次离京其实是东坡自己主动要求的，并不是被贬，东坡被贬是在“乌台诗案”之后才开始的。那么东坡为什么要主动申请离京呢？就是老子在朝廷做得不爽啊！话语权都被一帮搞变法的乌合之众给霸占了！
江南风景秀丽，杭州繁华热闹，而西湖的景致更是美不胜收，让东坡流连忘返。东坡干正事的效率极高，忙完工作后有大把的闲散时光，如何打发？
泛舟于西湖，纵情于山水，与僧人们聊聊人生无常，向渔夫们打听捕鱼技巧，和市井小民们唠唠嗑，为歌女们题题诗，写写词，没事在大街上站一站，在西湖边上走一走，任凭百姓们仰慕观摩啧啧称赞——这些，都是苏判官的杭州日常。
杭州三年期满，东坡请调至密州，因当时弟弟苏辙任职济南，两地相距不远。但是密州的生活与杭州有天壤之别，条件极为艰难，而且此时朝廷官员的薪俸开始降低，东坡不仅自己生活困顿，而且目睹百姓受苦，路边时有饿死的饥童，无疑，对于东坡来说这是一段极为煎熬的时光。但是真的应了那句话：“创作源于痛苦”，东坡流传甚广的作品多数诞生于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与《江城子.密州出猎》便是于此间创作。
不知为什么，每次读《密州出猎》时，都有一种既好笑又沉重的感觉。东坡的所有词作中，没有哪一首有《密州出猎》这般富有画面感的了。想像一下身为一城太守的举世才子，头戴锦帽，身着貂裘，一手牵着威猛的大黄狗，一手托着嗜血的苍鹰，率领千余骑军，向疾风一样掠过山岗——这是个什么样的画面啊！关键人家还放话了，不仅要“亲射虎，看孙郎”，而且“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写到这里，不得不补充一句，据说东坡遗传了其祖父的高大健壮体格，长相也颇为英俊。所以少女们，你的春心被唤醒了吗？
但是想一想，东坡当时所处的真实情境以及那一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不禁要为之落泪了。
在密州任职两年后，东坡被调至江苏的徐州，在徐州差不多又待了两年，继而被调往浙江的湖州。有必要提一下，东坡在密州、徐州、湖州三地均任知州，也就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在北宋的任期一般为2~3年，设立之初是皇帝为了削弱节度使的权力，而为了牵制和监督知州，后来又设了通判这个职位，很多时候，通判才是一方的实际管理者，而东坡第一次赴杭州所任的就是通判之职。
在徐州任职期间，东坡初步展露了他在水利和工程建筑上的天赋与才能，亲自指挥民众抗洪，成功疏通河道、引退洪水、保住城池，为了安全保障，东坡还设计加固堤防，并兴建了一座百尺高的城楼：黄楼（黄代表土，有防水之意）。当然，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亲自视察监狱，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等，这些小事情之前不知道有没有人做，但是东坡做了。
1079年4月，东坡从徐州被调至浙江湖州，湖州也算是鱼米之乡，如果没有后来的突发事件，东坡在此地的政绩也必然不匪，大有作为。无奈天不遂人愿，上任三个月，“乌台诗案”发，东坡的人生从此走向一个转折点。
“乌台诗案”简单点说就是东坡在调任湖州的谢恩表中说了几句当权派的不是，于是被小人捕风捉影，夸大其词，进而告发。此案由监察御史告发，又在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受审，而御史台，也称“乌台”。
东坡于1079年7月底被逮捕，8月中入狱，审问历经了40多天。审问期间，东坡的一百多首诗被要求呈阅并由作者亲自解释，公堂之上被要求解释自己的作品，不知这对于东坡来说，是否也为人生一项乐事呢？
但险恶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情势危急，因为以李定、舒亶为代表的当权派们企图借此案将变法的反对派们一网打尽，所以，他们积极上书，希望将苏轼以及与之来往密切的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一律处以死刑。
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曾定下不杀士大夫的规矩，而仁宗皇帝虽然变法心切，但对这些人也并无杀心，加上太皇太后驾崩，国家大赦，东坡与其朋友们，终于免除一死。驾崩的太皇太后也就是仁宗的皇后，对东坡向来赏识，临终前还在神宗前为其大说好话。说也奇怪，东坡一生颇得皇后的偏爱，无论是仁宗皇后，英宗皇后，还是后来神宗的皇后。事实上，这几位皇后也不同于其他朝代那些干政的后宫，不仅本身极其贤德，甚至非常具有政治眼光，也算是北宋王朝的一大幸事。
历经四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年底前东坡被释放。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第二年初即被贬往黄州（今湖北的黄冈），这一年，东坡45岁（按周岁算的话应该减2岁）。
东坡被贬往黄州任“团练副史”——光听名字，就知道俸禄低、没权利、专门用来打发被贬官员的，而且此地条件艰苦，地处偏远，但是东坡却没在意这些，他一到黄州就写了一首赞美黄州的诗，称赞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可是，黄州真有这么好，怎么会有您来的份呢？
事实上，东坡在黄州的经济极为拮据，为了节省，他将铜钱挂在屋梁上数着用，每天用画叉叉一串，叉完便将画叉藏起，而一日的费用，总共不能超过一百五十钱。一百五十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东坡一家一天的米钱就要用到四十钱。
相对于贫苦人家，东坡的日子也还算凑合，但是毕竟有一大家子，而且也并不是只有温饱问题上才用到钱，写诗作画的纸笔墨不用钱吗？喝酒不用钱吗？孩子们还小，他们的吃穿用度不用钱吗？更别说朝廷的俸禄还时不时地来个迟发或不发了。
东坡决定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事实证明，他不仅内心上向往做一个独立自由的农人，身体力行起来还真是一发不可收。东坡开始垦荒种地、栽植果园、开辟农场，筑造农舍，打井修渠，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为麦苗的破土而出手舞足蹈，为稻田的累累金黄得意欢欣，他小心翼翼地采摘着瓜果，他细细品嗅着五谷的芬芳。他头戴斗笠，身着粗衣，挽着袖腿，立于田间地埂，与农人们讨论耕种的秘诀，分享收获的喜悦。
农闲之余东坡仍不忘寄情于山水，几次携友同游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便于此间创作。
但满足于农夫和游侠生涯的东坡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自安稳。当时黄州一带有溺婴风俗，有的是为了留子弃女，有的是过于贫穷无以养活。东坡听闻非常震惊，几乎于第一时间向当地太守发文一封请求援助，在文中，东坡言自己对此事“闻之心酸，食之不下”，还提到自己当年在密州时曾收养过几十个饥童，全文陈词恳切，感人肺腑。
1084年，苏轼被调离黄州，离开前，黄州人民夹道相送，人们不舍东坡离去，东坡又何尝想要离开此地，但是皇命不可违，他注定要去另一个地方重新开辟天地，这一生到死也许都无法在一处彻底安顿下来，可是，等待他的下一站，又在哪里？
离开黄州的旅途中，东坡最小的儿子，也是他和朝云唯一的孩子，不幸夭折了，孩子才十个月大。朝云十二岁来到苏家，极为乖巧懂事，后被东坡的第二任夫人收为偏房，她也是东坡的最后一个妻子，东坡一生共有三位妻子，但她们均于东坡前离世。
1085年，神宗驾崩，东坡重新得到重用。辗转数月抵达山东的登州，但任职没几天又被调回京师，在京师的四年里，东坡一度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和皇帝的侍读，离宰相仅一品之隔，几乎是居于权力中心了。
但是，庙堂对于东坡来说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不满于他受到重用的对立派们对他弹劾不断，东坡自己也厌倦了派系之间的党同伐异，于是主动恳请辞官、外放。1089年，东坡终于如愿，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当时的江苏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这一年，东坡54岁（周岁52）。
一别15年，重赴旧地，物是人非，壮年不再。
但是东坡却并没有多少时间去感叹造化弄人与时光飞逝，他一到杭州就开始忙开了，与他住在一起的秦观说几乎有一年半的时间没见东坡打开过书本，他在忙些什么呢？
这一回，东坡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在工程、水利、民生等方面的优秀才能和执行力。短短一年半时间，他给杭州城建立了一个清洁卫生系统和一个医院，还疏浚了盐道，重修了西湖，稳定了谷价，将破旧的官舍、军营、谷仓、城楼等统统重新修缮一遍。
说来也是奇怪，西湖的两座长提，一座白堤，一座苏堤，居然分别出自两个伟大的诗人之手。而自西湖开始，东坡对修湖筑堤简直像着了迷，后面去颍州短短六个月，对颍州的“西湖”进行疏浚然后筑了一道堤，被贬去惠州时，为惠州的丰湖也筑了一道堤，并将丰湖更名为西湖，东坡对西湖是真爱。
杭州短短不足两年，朝廷再次召东坡回京，但东坡心不在朝，再三恳请外放，于是，从安徽的颍州到江苏的扬州再到河北的定州，直至1094年，当朝皇帝哲宗的祖母（神宗之母）去世，这位太皇太后也是支持“旧党”且非常赏识苏东坡的，现在她去世了，新党代表章惇任宰相。
王安石当权时期对反对派的打压至多不过是贬官或流放，但是章惇不一样，他曾正式向皇帝呈请，让皇帝下诏掘开已故宰相司马光的墓穴，砸烂他的棺材，鞭笞他的尸体。所以，东坡的命运几何，大概可以想象了。
果然，章惇一上位，东坡就被贬到了惠州。惠州乃岭南偏远之地，而岭南两广一带在宋朝时是公认的蛮荒僻壤，多是罪臣被流放至此，东坡在临近60岁时，跋涉一千五百公里，由北往南，穿山越岭，向着他的贬所惠州行进。
被贬至此地的人所发出的大多是哀叹嗟怨之声，但是东坡一到惠州就做了一首诗《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全诗如下：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翻译一下便是：惠州这个地方我好像曾经来过一样，不然怎么连鸡犬都好像认识我呢？父老乡亲纷纷出来迎接我，并惊讶地问我犯了什么事而被贬到此。苏武不知自己最终能回中原，管宁决心留在辽东终老（这两句的潜台词是将来无法预料）。但不管怎么说，岭南这么美好的地方，一定会有人与我心意相通、对我很好的。
作为一个被遣的罪臣，东坡在惠州的行为举止是被监视的，且无故不能出城。但这可限制不了东坡，他也是闲不住的人。他发现惠州四面环水，人们出行不便，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他向当地太守提出了建桥筑堤的计划。太守了解东坡之前的政绩，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工程进展到一半因缺少资金难以继续，此时东坡不仅把自己最值钱的家当——皇帝赐给他的犀带献了出来，还写信给他的弟弟苏辙，请求支援。
他发现惠州的农耕比较落后，农人徒手插秧，弯腰屈膝，非常不便，于是便积极推广起他在武昌时所见到的插秧工具——秧马。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还为广州城的人民建造了自来水工程，解决了他们的饮水问题。广州北靠越秀山，南临珠江和南海，故地下水多为咸苦的海水，据载，东坡从罗浮山的道士那里听闻广州人民因饮用咸水而多有染病，甚是着急，第一时间拟出了一份自来水工程计划递与广州太守。
在惠州的第二年，东坡开始给自己盖起了房子，房子设计极为精巧雅致，前后栽种各色花木瓜果，可惜中途朝云去世，第三年二月新房竣工，东坡本以为会在这座房子里安居晚年，没想到两个月之后便接到了朝廷将他贬至儋州的命令。
1097年的7月，62岁的东坡带着他26岁的小儿子苏过从雷州半岛渡海到达儋州。儋州即今天的海南，而海南在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所在——了解到为什么章惇要将东坡调贬至海南就明白了，因为他偶然得知东坡在惠州的生活居然过得不错。
如果说惠州是个穷乡僻壤，那么海南简直就是未开化的蛮荒极地，在宋朝，被放逐至海南岛，仅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东坡曾言自己初到海南时的境况：“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一言以蔽之：要什么，没什么。东坡甚至发明过“食阳光”以止饿的办法。
好在东坡声名远扬，而那时的人们也相对淳朴厚道，不算特别势利，即便东坡身为罪臣，一路被贬，但所到之处，无论是百姓还是地方官员们，对他都颇为照顾，东坡在儋州时，当地太守就因为厚待他而遭革职。
但东坡并没有绝望，他和儿子一起搭了个陋室，也算暂时安定下来了。挖野菜，找药草，给乡人看病，参与民间劳作等等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闲暇之余，东坡也会画上两幅小画，题上几幅小诗，利用自己的名气沽得几分酒钱。海南的民众多以打猎为生，不重视农业生产，为此东坡还积极进行”劝农“教育。
东坡没来海南之前，海南几乎没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东坡之后，海南在短短的宋元明清一下子出了七百多个举人和近百名进士。
也许，贬谪和流放对于东坡本人来说是磨难，可对于当地百姓来说，何尝不是幸事！这让我禁不住联想，也许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是上天太过于悲悯众生，不舍东坡被区区一方庙堂所独占，而是让他往民间走，一地一地的走，往更加困苦的地方走，因为那里，有更加需要他解救和慰藉的生灵。
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年幼由新太皇太后（神宗的皇后）执政，东坡获赦回朝。1101年6月，东坡回到他在常州的家园，归来时，运河两岸，百姓夹道欢迎，俨然似迎接一位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后归来的圣人。东坡虽身体抱恙，但坐在船头，看着满城百姓们如此热情，竟然有点不好意思。
回到常州之后，东坡身体每况愈下，8月24日，东坡去世，时年66岁（按周岁算应该是64）。
杜甫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而东坡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但是，不管似沙鸥还是似飞鸿，最终，每一个人都会彻底地停下来，而停下来，也许是因为被折断了翅膀，也许是不再有飞行的气力。当然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有的人停下来，便真正化为了空气和虚无，而有的人，他的浩然之气可以逸出躯体，在天地间徘徊，在人世间久存，即便跨越时空，依然流光溢彩。
附注：
此文主要参考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原名为《The Gay Genius》），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写成此书，台湾学者张振玉先生将之译为中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