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口磨，小时，经常见爸爸姑姑们推磨。
我特别留意那个石磨，研究了石磨。
磨是石磨，是我们的工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
石磨由上下两个红圆石做成，都是具有一定厚度的，通过手工雕凿成扁圆柱形。
在两扇圆盘凿出一道道斜纹，叫磨齿。把上面的磨盘凿上孔，与下盘咬合，固定在一个架座上，下扇中间有一根短的立轴，用铁打成。
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两扇相合，下扇固定，上扇才能绕轴逆向转动。两扇的接触面有一个空膛，叫作磨膛。
膛的外周还有此起彼伏的磨齿，上磨还留有磨眼，磨东西的时候，谷物通过磨眼流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在四周，被磨成粉末，从夹缝中流到磨盘上。
推磨的人用面瓢把磨碎的粉末舀进面箩里，一遍遍箩，白花花的面粉便像小山一样堆起来，散发着浓郁的香。
提起推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应该都记忆犹新。我小时候，可以说是推着石磨长大的。别人推磨，一次也就是拎小半袋东西，推的不是红薯片掺豆子的杂面，就是纯红薯片，十天半月来磨一次。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天天推，推的是用水淘得干干净净的麦粒，而且一推就是满满一口袋，要一直推到深夜才能磨完。谁又能计算出，我每天要围着磨盘转多少圈？
天天推磨的时候，我还是七八岁的孩子。那个年代生活贫困，我们的饭食基本都是红薯汤、红薯馍。我哥哥在供销社国营饭店蒸馍，那时还没有电动的磨面机，面粉是用石磨来磨的。因为哥哥的缘故，我们家就承担起了磨面的任务，成了国营饭店专门的供面户。供销社只要磨了四遍的精白面，那样的面蒸出来的馍又白又香，闻到后喉咙里都能伸出手来。磨四遍以后再磨就是泛红色的下面了。出了精白面之后，我们就再磨两遍，磨出来下面供家里人吃，剩下的麦麸子就掺上打碎了红薯梗、叶子，喂家里的猪。
在那个贫困年代里，家里有下面吃总比顿顿吃红薯面要好，因此我对推磨这样的苦差事也是乐意的。推磨要两个人，平时都是哥哥和我推。我推磨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或在灯下写作业，或聚在一起玩扑克牌。不管他们干什么，都比我推磨要轻松。当然，到了吃饭的时候，我端着满满一大碗下面掺着豆面做成的面条或者拿着刚蒸出来的热馍馍吃的时候，就该那些端着红薯汤的孩子们眼馋了。我顿生出一种优越感，把推磨时的劳累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每天晚上推磨到深夜，我推着推着就迷糊了，连磨棍都掉在了地上。哥哥怕我睡着，不停地给我讲故事。嫂子则总拿五分钱鼓励我，让我觉得一晚上的辛苦是值得的。用自己辛苦劳动换来的钱买学习用品，偶尔还能买几颗水果糖，那种快乐是其他孩子体会不到的。
磨面既是力气活，也是眼力活，不用心就会劳而无功，还得多干活。推磨时间长了，我左大腿根就有点疼，走着一拐一拐的。白天趁到地里割草的时候，我就让我的伙伴劳动（小名）帮我。我双手抱住一棵桐树，劳动用双手使劲拽我的左腿。折腾了一阵子还是疼。嫂子说是崴着腿了，她娘家有一位先生会捋腿。嫂子娘家是尚桥村的。于是，哥哥领着我到尚桥村找那位捋腿的先生。他倒是热心地帮我捋了，疼得我差点掉眼泪，但腿还是疼。后来，经过医生检查，说是累的，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才不疼了。
我有两个爷爷，我喊他们大爷和二爷，因为年龄大了，大爷二爷推不动磨，只能轮流帮我们箩面。反反复复地推，反反复复地箩，一场磨推下来，爷爷就成了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的老爷爷。爷爷有时累得直不起腰，就到门外抽袋烟，稍缓口气再进来箩。我至今还记得两个爷爷弯着腰用手捶背的样子，每次想起来都眼角潮湿。
我因为长期推磨导致腿疼，哥嫂怕我落下病根，就尽量不让我多干活。为了生活，嫂子把她娘家弟弟叫过来帮忙推磨。嫂子的弟弟小名叫孬，爱笑，我们很谈得来。哥哥饭店里忙的时候，我也要接过磨棍推一阵子，我和孬互相配合着，有说有笑的，居然就这样推了好几年磨。后来，我们家的生活条件逐渐好起来，买了一头小毛驴，再也不靠推磨过日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