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这本是因为在公众号李子旸上看到的介绍，感觉很有意思。这是一书深描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对县域治理问题作了抽丝剥茧、入木三分的剖析，是一本展现县乡政治生态的写实白描书。作者近年来将研究重点从农村转向县乡，对县域治理中的体制、机制、政策、权力、财政、人事、事务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该书就是作者近年调研和思考的心血之作，是一部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作品。
书中真实再现、集中探讨了县乡政治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涉及中央与地方、顶层与一线、领导与干部、政治与治理、属事与属地、跨级与上级、监督与自主等基层治理的基本主题。讲述了大量人们耳熟能详又耐人寻味的真实案例，揭示了县乡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和机理，抓住事物本质而又生动形象，尝试学理分析而又深入浅出。是“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的范本。
（一）县级与乡村的差异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村落是非常理想型的。传统的村落在文化、社会、生产层面具有完整性，共同体性质较强。即便后来村庄边界极大模糊化，村庄流动性较大，但人们依然习惯将之视为共同体，以便揭示农村社会层面的一些基本要素。随着农民大规模流动、城镇化，农村过去集生产性、社会性、情感性、仪式性关系于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关系开始解体，村庄本身的共同体性质越来越弱。 相对来说，县域具有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体系，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更完整地理解中国社会底色。相较于村庄，县域体系化程度更高，所涵盖的内容更丰富，比如村庄就没有体制内政治这一块。在文化上，县域内人们的历史文化认同也较高。随着村庄边界开放程度变大，农民本地城镇化提高，县域认同度就更高。
从治理上来说，县域是一个整体，包括县乡村三级。县一级是完整政权，除外交、国防外，其他部门基本齐全，是代表国家的完整政权。它不仅有转化上级政策的功能和权力，也有制定本地政策的功能和权力。县一级有政策制定层级的所有特性，而乡镇则是纯粹执行层级，上级所有政策基本都要乡镇来落实。乡镇如何落实，政府体制如何跟社会、跟治理事务对接，在这个层级看得非常清楚。村一级是最终落实的层级，政策在这个层级嵌入社会，制造出色彩斑斓的政治社会现象。只有县乡村贯通起来看，才能看到政策的完整过程。县域政治、治理状况则与县域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只有将县域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打通政治、经济、文化、治理各个层面，才能真正地理解县域。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县域
在书中，作者讲了2个方面的定位：省级层面定位和县级层面定位。
第一是省级层面的政策定位。政策定位是区分一项政策是政治性任务还是一般性工作，这项工作一般由省级政府来做。一般来说，市县两级不会对中央或省市政策进行定位，而是依托省级政府的定位来落实政策。所以，省级政府对一项政策重要程度的判断和定位非常重要，会影响基层执行行为和政策最终效果。省里对一项政策的定位判断与省委省政府及其主要领导的关注点、政治站位、执政理念、政绩偏好等，及省里工作传统有关。一项政策如被省级政府定位为政治性任务，省级政府及其主要领导对该政策很重视，就会分配更多注意力和其他资源到该项政策上。该项工作就会成为市县乡几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得如何会影响上级对下级的政治评价。如此，这几级政府都会调动资源推动工作，层层向下传导压力。
如果某项政策被定义为一般性政策，政治性就不强，由省政府副职领导牵头协调、主责部门按照常规工作路径和方式推动工作。该项政策就不会上升为省委省政府年度中心工作，也较难纳入对下面年度综合考核（给予政治评价性弱），省里对下面的督导考核力度、频度就会较弱，对下面执行要求就不那么刚性，执行起来包容性比较大。到市县乡，这项工作虽说可能“很重要”，但他们感受到的压力却不大，就会将其当作一般重要工作“尽力而为”。
第二是县级层面的政策转化。无论政策在省级怎么定位，到县级后都要进行转化，使政策具有操作性。由于中央和省级政策因为涉及面广、抽象程度高、原则性规定多于操作性，到县一级后县里会根据上级政策精神、要求、目标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出台可操作性的方案，以便推动乡村两级执行政策，乡村两级则可能会有更细化的执行措施。但政策由粗放向细化转化主要在县级。政策的县级转化除了要考虑上级政策要求、本地实际情况外，还受省级定位影响。若政策定位为政治性任务，县级转化要求更高、执行措施会更细更严，工作推动体系、执行配套资源也更到位。如果被定位为一般性政策，则执行措施会相对粗放、执行要求相对较低。
归结起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项全国性政策，各层级政策主体扮演的角色有差异，国家部委制定政策，省级定位政策，县级对政策进行转化，乡村两级则负责具体执行和落实政策。
（三）基层干部能力建设
一是要提高总体思维能力。总体思维也就是总量概念，也是战略与策略、政治与政策有机结合的思维。县乡村基层工作者都要有总体思维和总量概念。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县城城镇化推动过程中，没有总体思维、缺乏总量概念，就会直接将中央的战略当策略，将政治当政策直接推动落地，实施的结果就会与中央的目标背道而驰。国家部委和省级政府在将政治转化为政策过程中要有总体思维，政策制定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轻重缓急之分；县级党委政府在转化上级政策为本地政策时也要有总量概念才能量力而行、发挥本地优势特色；乡镇在推动政策落地时有总量概念，才能不好高骛远；村干部有了总量概念，才能安分守己、扎实稳健做好农村工作。
二是要加强群众工作能力。在提高基层干部业务工作能力基础上，要加强对年轻基层干部新时代群众路线理念、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培养训练。一方面，基层年轻干部在应对上面的工作任务多了之后，可能会淡化与群众的联系和情感，从而既不重视群众工作，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另一方面，新时代对基层干部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通过培训使基层干部了解新时代农村工作的新形势，提高新认识。同时，要认真总结各地的新经验、新方法、新内涵，通过培训让基层干部及时掌握运用。
三是要强化机制创新动力。基层如果缺乏人、财、物、权、政策等资源，落实上级工作任务、满足基层群众需求、开展群众工作就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些资源，而要在治理机制、工作机制的创设创新上下功夫。机制创新是在不增加新资源的情况下，创设新的资源组合方式和制度对既有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利用，更精准地对接治理事务和群众需求，从而达到事半功倍效果。因此，一方面，在基层干部培训中就不能仅仅就案例讲案例，还要讲案例背后的机制机理，使基层干部能依据自身不同情况去创设创新机制；另一方面，要鼓励基层组织积极进行工作机制、治理机制、群众工作机制、群众路线机制的创设创新，来适应新时代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县乡中国》是开创性著作。看到这书，会让人有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说熟悉，是因为书中讲述的都是身边的事情，此前多少有所耳闻；说陌生，则是因为缺乏深入了解，即使是身边的现实，大家也往往只是略知一二，印象朦胧。看到书中详实真切的分析，就会一下子有豁然开朗、原来如此的感觉。这种独特的“本土性”阅读体验，对当代中国读者来说，颇为可贵，是读外国书得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