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启蒙踏入校园，像我这样在乡野中出生的孩子，从未接触过托儿所和幼儿园。我总共在学校度过了九年，其中小学五年，初中和高中各两年，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是1978年。记得那时并非跨年入学，如此推算，我应在1968年3月踏入小学一年级的门槛。
至今，我依然记得，上学前与父亲相处的情景：父亲坐在大门前的矮凳上，我依偎在他身旁，他教我学习数数……
父亲问我：“你想上学吗？”
我答道：“我想上学！”
父亲说：“老师说如果你能从一数到一百，就会让你上学。”
第一天上学，是由邻居姐姐赵金萍带领我和赵龙生一同前往学校的。金萍姐比我年长五六岁，那时她大概正在读小学五年级。我依稀记得，那天上学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两种狗尾草，其中一种应是狼尾草。我与龙生争论哪种是家养的，哪种是野生的，这种争论显得幼稚而可笑，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充满了乐趣和难忘。
我背的书包是母亲用蓝布手工缝制的。那个年代，大多数学生使用自家制作的书包，家境稍微富裕的则会背着城里买来的书包。若有人背的是印有红五角星和“为人民服务”毛体红字的绿色军用背包，那必然会成为众人羡慕的焦点。
我读一年级时，一学期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语文，一本是算术，再加上两本练习册。铅笔和橡皮擦都直接放在书包里，没有专门的铅笔盒。我记得我的同桌叫汤金云，她有一个漂亮的铁皮铅笔盒，盒子上印有孙悟空、唐僧、猪八戒的图案，我估计她可能早已忘记，但我却铭记在心，因为我真的很羡慕。
我家与学校的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中间隔着一条河。河洲上散布着大小不一的菜地，穿过菜地便是连绵的农田，要走大约一公里曲折的田埂路才能抵达学校。
学校座落在维岗汤家村的背靠山丘的简陋民房中，没有操场，教室里甚至不是水泥地面，只有一个电铃挂在东边的屋檐下，显示出与普通民房的不同。
记忆中，那时似乎只有俞仕宝、汤为钧、汤淼菊、饶水生四位老师。我们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共用一间教室，一年级的学生坐在左边，二年级的学生坐在右边。当老师给一年级的学生授课时，二年级的学生便在座位上复习功课，反之亦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一位剪着短发的年轻女教师，她是汤淼菊老师，汤老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性格和蔼。记得有一次下午放学突降大雨，我和同村的同学赵龙生都没有带伞，汤老师担心我们，知道我们回家必须经过一条河，便递给我一把略有破损的伞，自己则牵着赵龙生的手与他共打一把伞，坚持将我们送回家。
那时，小学学费一学期只需一两块钱，但我总是不能按时交齐。
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把我们村里的三位同学都叫了起来，一个个地问……
老师问：“涂承贵，你的学费何时能交？”
涂承贵回答：“等我爹15号发工资我就交。”
老师又问：“赵龙生，你的学费何时能交？”
赵龙生回答：“等我哥发了工资以后就可以交。”
老师最后问我：“张万杰，你的学费什么时候能交齐？”
我站起来，红着脸告诉老师：“我……我要等我妈妈卖了笤帚才有钱。”
回家后，我又跟妈妈说：“老师又让我交学费。”妈妈说：“真的没有钱，要不过几天我把攒的鸡蛋拿去沙河卖了，看能不能凑齐。”
我问：“那还要等几天呢？你得告诉我，我好跟老师说。”
妈妈忽然一抬眼看着我说：“要不这样，你们学校不是也要扫地吗？你问问老师，看看学校要不要买笤帚？”
我一听妈妈竟然要我去卖笤帚，而且要卖给我读书的学校，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让我难堪，我更加焦虑，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却未哭出声……
我说：“哪有同学用笤帚抵学费的？”
妈妈看到我委屈的样子，安慰说：“好了好了，你也别哭了！”说完，妈妈掀开衣襟，侧过身子，从裤子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我才看出这布包是一个皱巴巴的旧手帕，妈妈从手帕里拿出几张毛票，数了两遍才嘱咐我：“你把这钱收好了，到了学校先把钱交给老师，别给我弄丢了。”
后来我听大姐说，上个星期天她陪妈妈去了一趟沙河街，我才发现堆在门后的一大捆用高粱穗子做的笤帚也不见了。
提起笤帚，我又想起了扫地，学校让全班同学轮流打扫教室。我喜欢扫地，每次轮到我值日扫地时，我都不会漏过教室的任何一个角落。
每次扫地我都有所收获，我会小心捡起同学们削铅笔时断掉的笔芯。
这些笔芯对我来说就像宝贝一样，我会拿回家，然后在山上砍一根小竹子，削成铅笔的模样，将笔芯插入竹杆中，一支铅笔便由此诞生。
不久之后，我们便从维岗那个旧的校舍，迁移到了位于红灯粮站前方的那座青砖红瓦的新校舍，具体搬迁的日期已经模糊不清。
新校舍的设施自然优于旧校舍，至少不再需要两个年级的学生共用一个教室了。课余时间，我们可以在教室外自由活动，还有一个操场，两侧各有一个篮球架。不过，操场与校舍之间，一条公路和一片菜地横亘其中，我很少涉足那里，毕竟像我这样的瘦小儿童，只能在篮球场边当看客。然而，学校的厕所位于东侧马路对面，想要如厕还需穿越马路，那个年代国道上的车辆虽少，但总有些不安全，也有些不便。我只能玩滚铁环、打三角，偶尔也会像女生一样踢毽子、抓石子、跳房子。
那时的教学条件与现今相比，的确简陋许多，然而老师们教学的热情与责任感，却让我铭记在心。我热爱绘画，这份热爱源自夏永生老师的一次表扬。那时，我们每周只有一节美术课，夏老师总会点评我们的作品。有一次，夏老师走进教室，我们起立问好，他问我们：“上一周我们画的向日葵，你们猜谁画得最好？”同学们纷纷猜测，夏老师却摇头说：“你们都猜错了，应该是张万杰画得最好。”我没想到老师会如此表扬我，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心中却是无比的喜悦。这是我第一次获得老师的赞扬，自那以后，我对绘画的兴趣愈发浓厚，夏老师的那次表扬，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1993年，我从企业下岗，选择了绘画作为我的谋生之道。虽然我并非人们眼中的画家，也不是任何协会的成员，但我用我的画笔，解决了十四亿分之四人口的温饱问题。
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课外书籍，甚至蜡烛、手电筒、电灯都是奢侈品。我们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记录笔记，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每个在农村成长的孩子，不仅要完成日常的学习任务，还需承担家务和农活，尽管环境艰苦，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却从未减退。岁月流转，那段在红灯小学度过的单纯、质朴而又快乐的时光，依旧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