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列国，孔子既有诸侯礼遇的风光，也有如丧家之犬的栖遑，甚至，有两次差点丧命。《史记》记载了孔子两件困厄的事：
孔子带着弟子路过宋国，在一棵树下休息，并与弟子们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担心孔子会留在宋国，于是派人来驱赶孔子，见其在树下演习礼仪，就命人砍掉大树，使孔子不得不离开。可在这危急的情形下，孔子仍然泰然自若，缓步而行，弟子们都着急了，催促说：“夫子，我们快点走吧！”孔子镇定地说：“上天给了我这样的德行，桓魋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桓魋派人来砍树，只是不让孔子在宋国停留，并无杀害孔子之意，因而孔子可以闲庭散步，泰然自若。但被匡人围困的时候，情形却没那么好了。
孔子将要到陈国去，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弟子颜刻替他赶车，颜刻用马鞭子指着说：“从前我进入过这个城，就是从那缺口进去的”。匡人听了这话，以为是鲁国的阳虎又来了，因为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孔子的模样又很像阳虎，于是大批匡人围困了孔子一行。
整整被围困了五天，匡人围攻孔子也越来越急，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死去，周代的礼乐制度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些礼乐制度的话，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承提起维护它的责任。上天并没有要消灭周代的这些礼乐，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最后，孔子一行还是借宁武子之力摆脱了围困。这一次，与死擦肩而过，孔子仍十分镇定，足见孔子的自信。
当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说：“学问到家是自信。”孔子的自信，已经超越了身体和环境，直接上承于天，完成的是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
梁漱溟先生也是如此：
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不安，夜不能眠，只有梁漱溟仍旧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果真，如此的自信下，梁漱溟开创的是“当代新儒家”，大批的儒学思想家在他的影响下，在历史的夹缝中传承和发展着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应了他所说的：“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让梁漱溟先生如此自信的，是认识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认识到了继承传统文化“非我不可”的天命。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心智如何之大！这境界如何之高！有此境界，世间又有何可惧？
孔子说：“一个士人，如果贪恋居处的安逸，那么也就不能叫做士人了。”士人尚且要心怀天下，承担使命，何况君子、圣人呢？
对于如孔子般的自信，我没有，多年只在无人理解中飘飘摇摇地坚持，自觉苦比乐多，尚不能真正乐在其中。其缘由，或是安逸于一个小环境中，以未得为愁，以偶有所得为喜，却不能开出自己的大生命，敢于承担更大的责任。孟子说：“修身以俟天命。”天命未现，只因修身不够，得失之心仍重，但“路漫漫其修远兮”，日日集义而行，虽远必至。
（向雄读《论语》之五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