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去理解他们所宣称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并非去理解他们可能真心认为自己正在做的行为，而是要去理解知识分子们事实上的行动。

当我们如此定义知识分子：其终端产品为理念，且其理念的验证程序就是被其同行所接纳的这样一些人，我们就不仅揭示出了知识分子和其他具有高级智力的人们（其终端产品为技术的、医疗的、科学的或其他种类的商品与服务）在思想上的分界线，而且也发现了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一套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民意测验一再显示，在意识形态上，人文学科的社会学家和学者们，比起工程师或科学家来说，会更为经常地成为自由主义者或政治左派。此外，就像一位工程师可以凭借他作为一名工程师的工作成绩而出名，但是在法语学或玛雅文化的历史等方面的世界领先权威，不可能被那一专业范围之外的社会大众知晓，也就不可能因其专业工作而获得显著的名声。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即那些因为评论当下问题而出名的人，无论其所评论的是个人专长之内还是专长之外的问题），对后者的激励明显强于前者，因为前者无需超出自己的特殊专业，甚至不需要用非专业语言来向普通听众阐明他们的专长，就能够仅仅依靠其工作本身获得荣誉和财富。

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中指出：许多知识分子可能会在普通大众中非常知名并受到高度评价，但他们在其专业同行间的知名度却不高或者声誉平平。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显示出一种"媒体知名度与学术声誉正好相反的趋势。波斯纳发现，被大众媒体最经常提及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中，只有18位能够列入他们各自专业中学术文献被最多引用的100位学者名单。

要想既成为一名顶尖学者，同时又成为一位极受欢迎的公共知识分子，要求一种难得的能力，即在两个相当不同的智力层面上写作，并且面对不同听众演讲时，能够采用完全不同的风格。这种人，一直以来极为稀少。

当探讨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时，简要说来，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由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需求大都会让知识分子超出其所在的学术专业，去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或者因那些他们声称所发现的可怕危险而对社会提出警示。他们在自身专业之外的问题上妄加评判，未必就证明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南郭先生，只是由于他们在某个领域的广博知识和深刻洞见，使得他们忽视了自己在那些向公众言说的事情上的无知，公众也往往会忽视这一点，即他们在某些基本知识上的无知。

波斯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看似特别的预言，一般来说都是不必去听的。

为社会大众提供观点的人士，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资质要求，除了要求他们具有通过任何可能方法来吸引读者／观众的能力外。

反对者群体的领导人和成员，也是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对于他们来说，事实的准确性和逻辑性都不是关键因素。霍弗对大众运动的分析指出："关键之处是那种自大的姿态，是对别人观点的完全漠视，是单枪匹马地对整个世界予以蔑视。"

学校教师是知识阶层的成分之一。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改变学生们的价值观，教师对这种结果都不需要负责。例如十多岁少女中，怀孕和性病的发生率本来是长期处于下行位置的，但在1960年"性教育"被引进学校后，这一长期趋势突然反转。跟在十来岁怀孕少女或被发现患有性病的青少年屁股后面为其收拾残局的，只能是他们的父母。

教师在学生既没有相应知识也没有相应智力训练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去检讨复杂问题，甚至鼓励学生们采取某种立场，这样的做法实际是在促进学生去表达非实质性意见和宣泄无知的情绪，也是在促进学生无视或拒斥相反观点。教师们如此行事，培养出学生们这样的习惯：在不具备知识素养，或者未经任何严肃方法、未以任何个人经验去衡量某种观点的情况下，就按照这种观点和相应的情绪行事。（学校应该为学生装备知识和智力技能，以便让他们能够权衡问题并作出自己的选择。）

知识阶层中，没有人会因为不当的行为受到指控。例如知识阶层曾经大力促成了对杀虫剂DDT的歇斯底里的抵制风潮，结果导致了DDT在世界许多国家中被禁止，而疟疾借此卷土重来，置百万人的生命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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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地方（指学术机构、媒体及非营利机构）——在其中纯粹的智力至关重要，而智慧并非必需——总是会将知识分子吸引进去。因为在这种地方工作，即使知识分子促进了某种最终带给全社会灾难的理念，也不用去面对什么后果，同时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不抄了，抄下去觉得每一段都值得抄。虽然不是完全同意作者观点，但是的确引起很多思考。有兴趣的找本书看吧。）

——Thomas  Sowell 《知识分子与社会》最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