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已过去的五月大概不怎么好，似乎天然隐伏某种灾祸，某天看到汉代有所谓端午食“枭羹”的习俗，于是想溯其源头，发现并不可得，再某天看到楚帛书，于五月下附一图画，真是超越时光的厉害：
帛书管这个三面人身的怪物叫【叴欠】，有人说它是《山海经》里的皋陶，也有人说它并非什么神，而是人与四时月令动植物变化的组合，那人身上的“三面”，其实是枭。容我仔细查看了半天，也没能看出来是枭，惊诧之余姑且存一说罢。
所以名枭，在于海昏侯墓出土了一枚玉印，印钮形态，据学者推断为“鸱鸮”。
恰于此时，突然想起来《汉书·武五子传》有所谓“昌邑多枭”，话说汉宣帝即位，对刘贺心内忌惮，于元康二年遣使者赐书山阳太守张敞，命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张敞心领神会，前往废帝刘贺处查验，他在给宣帝的奏呈中说：“我想找个话题动观他的心事，于是就用恶鸟试探他，说：‘昌邑多枭。’刘贺说：‘是的，以前我西至长安，根本没有枭。回来时，到了济阳，就又听到了枭的叫声。’”
于是，昌邑王刘贺的命运，似与恶鸟枭有分不开的关系，这样一来，我们能从这段对话中看出什么呢，也许根本不会看出什么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反倒看出刘贺这个人的没心没肺，难怪宣帝看了张敞的回奏，终于把悬着的心放回肚子里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刘贺以当时公认的凶鸟作为私印的印钮，无论如何都是反常的，难道刘贺带到墓中的这枚印钮，内中蕴含着什么不可言说的信息？
关于鸱鸮，周代的青铜器和玉器不乏其纹饰，而于《诗》，亦有《鸱鸮》之篇。
其谓：“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此诗描写的是一只毁了家室的禽鸟的控诉，有一种昊天罔极的惨怛。记得去年也写过一篇汉代的小赋，题材同此诗类似，于是不得不感慨，观念这种东西，永远没有恒常的标准。
的确，即便是同一篇经典，古人的解读和今人的解读都不一样，此诗在汉人看来，不过是周公自降以安成王之志。这里面包含典故，是说周公摄政之后，管、蔡等人流言其将反叛，成王于是对周公持有戒心。周公为证明自己的清白，辞去三公之职，主动居外，临行前作了一首诗给成王，就是这首《鸱鸮》。很明显，这是《诗》进入经学时代的解释，彼时的周公，自然已经成了圣人，所以《鸱鸮》也理所当然地被当做周公的作品。可是，《孟子》也引了此诗，称孔子赞之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既然此诗为周公所作，孔子焉能不抚掌而痴狂乎？
目睹了此诗的原状，再来看看《序》是怎么评论的，《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众所知，春秋之时，《诗》更重要的是作为外交辞令而存在，其所言“志”，多半与政治有关。而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当然不是自己作诗，而是引用通行的诗歌表达心志罢了。前段时间读《左传》，见赵孟以诗赋观七子之志（郑国大夫子产、伯有等七人），而七子所赋，并非创作，由是想周公所遗王诗，也是如此道理。不过隐秘的是，周公引用这首《鸱鸮》，到底蕴含了怎样的心意呢？
幸而清华简有一篇文献，讲的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即《尚书》中的《金縢》，只是其内容与今天看到的《金縢》有许多重要的不同。清华简说：“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于后周公乃遗王志，曰《鵰鴞》。”
所谓“志”，就是诗的称谓，这是周公平叛归来献给成王的一首诗，为什么要贻一诗给成王，因为简文后面还有一句，“王亦未逆公”。这是很关键的，此时成王见周公东征归来，气焰正盛，内心充满了忧惧，于是将周公拒之郊外，不敢迎见。而周公自然明白成王的心情，此时遗诗给王，以使不疑。
再看看周公给王的这首诗所言何志，那个毁坏我室的鸱鸮，谁说不是像武庚那样的叛贼呢？既然叛贼得到平定，君王为何还不放心呢？对了，对了，一定是有下民从中作侮。我们知道，周公为成周的稳固建立了极大的功勋，就在东征前，就有邦君庶士认为不可征，并劝其违卜，王室内外对周公东征心存疑虑的人很多，周公力排众议才挥师东征。及得胜归来，君臣上下仍对周公心存芥蒂。在此艰难的情形下，周公做什么都难逃其咎，只有为王赠上一诗以表明心志了。
但是遗憾的是，古今以来解释这首诗的学者，一直视此诗为受压迫者的呼喊，是强者对弱者的欺辱。殊不知诗中明明说“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意思是“下民”对上者的蔑侮。难道世界上竟有如此荒谬的行为，在下者可以轻慢在上者，弱者还能欺负强者？这么看来，《诗》的好多篇章，形成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鸱鸮》亦不例外。周本来是一介小邦，竟也可以欺负强大的商王朝，难道正确的逻辑是：弱者欺凌强者是天经地义，强者惩治弱者反倒不正常了？
刘贺为什么要留一枚鸮形的印钮呢？这在今天看来信为匪夷，然而读了《诗经》中的《鸱鸮》，是否豁然开朗？刘贺所以见废，除了缺少为帝的资质，更是由于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以至丧失了威仪，这在朝廷看来，简直昏乱到无可救药。当初鲁昭公十九岁了还像个小孩子，季氏就担忧他会危及社稷，“是以知其不能终也”。而眼前这个刘贺，仅仅当了二十七天帝王就见废了，实在需要慎戒待之。虽然不能排除霍光等人的权力野心，也不能否认家天下的政治潜规则，但仔细想想刘贺的被废，难道不是因为没有遏止小人（此小人非道德观念下的小人）的罪过吗？那些隐伏在刘贺身边想要涅槃升天的小人，除了陷王于不义之外，还能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呢？所以《鸱鸮》的要旨，只有八个字：摒弃奸邪，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