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断断续续的读完了《菊与刀》。老实说，情节性不强的书，确实乏味。
我没到过日本，没接触过日本人，所以这本书也算是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日本人的渠道。
当然，由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原因，我未能完全消除偏见。但就某些方面，你会放下“偏见”，看到他们的优势，也会产生些许敬意。
《菊与刀》由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所写，于1945年完书付梓。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能有此巨作实属不易。
合上这本书，我脑海里能抓到的关键词大概有这么几个：“各得其所”、 “负债者”、“情理”、“自我修养”“圆熟”等
与重物质的美国人相比，他们更重视精神层次。
他们十分崇尚等级秩序，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毫无意义的是阶层越高，特权必然是越大的。在明治维新以前，阶层流动较为缓慢。更加神奇的是，贵族与平民的战斗从未打响过。如何维稳这种等级制度呢？“各得其所”是一个好的答案。
我个人认为，书中提到的“各得其所”是每个人都遵循他们的行为规范，以此来实现有序化。
当然，达到这种“各得其所”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利益制衡。只有找到了共同的利益，才有可能实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种利益就是：安全保障。他们认为，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是一层安全保障，所以他们尊重特权、遵循这种行为规范。他们的这套规范十分详细的说明了具体问题，让每个人均有矩可循。当然，这种规则也会随着一些变化而改变。他们的阶层并非完全固化，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与不同阶层的人通婚，或收养、过继的方式来实现阶层流动。
或说是迎合等级需求。例如：有钱的但阶层身份不够的，有阶层身份的但没钱的。
随着“西化”，划分等级的这种行为已经消失，但“各得其所”的精神还是在的，对行为规范的遵守，对于秩序的追求，他们依旧推崇。
“负债者”这个词，我觉得从报恩的角度来说更好理解。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这种债务是恩情债。他们感恩古今，认为“负恩”即背负着义务。上级、长辈、同级以外的人施恩于他们会让其为难，这犹如中国人不愿过多的欠人情债一样，时间越久，这种债便越难还。对于他人的施恩，他们会感觉到反感，或说难为情。由于这种难为情在，他们不轻易受恩，也不轻易忘恩。“受恩”对他们来说不是美德，但“报恩”是。”无限报恩”即义务。报父母之恩是孝，报皇恩是忠。皇恩是最高恩情，所以效忠的方式则是：遵纪守法。但对于孝的履行，则有点以牺牲自己的部分权利来实现父母意愿的意思。比如说：结婚。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权很大。嫁娶皆由父母说了算，即便对方不是自己的心爱之人，也必须履行这种义务。我在想：是否由于这一种“自我牺牲”（日本人不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而导致了一些我不能认可的的价值观？如：婚后去寻花问柳，拥有契约关系的情妇，甚至乎！玩乐的账单能寄到家中由妻子付账，这对于家庭中重要角色来说无疑是不公的。
（此处可能是我作为女生的同理心在作祟吧~。当然，妻子的这种逆来顺受的做法，也与女生在当时日本的地位有关。我也不应该以当代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过去的人，毕竟时代与国度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均有不同。）但以报恩来行忠孝之事，我觉得是很棒的。带有感恩之心能让人走得更远、更好，若整个民族都如此，则国家也会强盛进步。
“情理”分为“社会的情理”和“名誉的情理”。社会情理是基于契约的义务。如：因缔结婚姻的姻亲，或者是伯父伯母、甥侄的义务也属于社会情理的范围。日本人将不能报答情理视为人格破产，但与人打交道的社交活动都会涉及情理（这里还是可以将其视为受恩与报恩的一种说法），所以他们往往都以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处世。这种“人格破产”的说法实际上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名誉的重视即另外一种情理的关注。
“名誉的情理”无疑是对名誉的维护。这种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耻”文化。他们尤其害怕受辱。这种名誉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集体。洗刷污名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值得。以切腹自裁的方式来洗刷污名是被人崇敬的。“情理”于他们而言似乎是为了避免受他人非议即便是不情愿也要去做的事情。这似乎看起来有一点太在意他人的看法了，但我个人觉得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外部监督的力量，或说是舆论监督。这也是让人符合行为规范，以追求安全保障的一种方式。当然为了尽可能少的的避免受辱，最好的方式即是“自我修养”。
“自我修养”，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极易想到的能力，以能力来证明自己，减少名誉的丧失是可行的，这种方式甚至可以帮助人们赢得名誉；二类是“圆熟”，这个词在书中表达的意思有点像“无我”或说“忘我”的境界，当你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但你却意识不到你正在做这件事，即意志与行动的相融合统一。（书中原话是：“意志与行动之间‘丝毫无间’的经验。”此处我觉得这样描述会更好。）关于这种“圆熟”的境界，他们有一种描述——“如同死人一样活着”。当不在乎自我感知的时候，也是他们能最大限度发挥其能力的人，致力于攻克难题的时候了。“知耻而后勇”，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当时的日本人做任何行动的动力。他们从小便被家长间接性地告知了“受辱”的尴尬，也间接地让他们体会到了他们个人的名誉也与整个家族、甚至国家相连。有那么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思在。
这种以“情理”为依托的“耻”文化，似乎也是推动日本加快战后建设的一种方式。这书中有一种说法是：军国主义行不通时，他们会选择和平的方式来使国家强盛起来。二战的战败，对于他们来说是证明了选择军国主义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另外选择一条路，在坚定的朝着同一个目标走下去，或说是用一种方法来间接的洗刷污名，赢回名誉，以保“自尊”，或者争取再度赢得他人或世界的尊重。
当然，这种对于名誉的执着在我看来有些傻，这种对于名誉过度在意的价值观让我觉得有些许扭曲，但又不得不佩服他们对于“纯洁”的追求，如同菊花的高风亮节一般。至于刀，则是他们内在精神的外在象征，犹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为了维护自尊，他们会将这把刀擦得锃亮。
这本书成作于1945年，距今已有72年。时代在发展，人也会产生变化，书里所写的不知道还能不能代表今天的日本人。
但这书中描述的一段话，对于今天的一部分日本人来说无疑是反讽。我将其摘抄如下。
“在日本，绝不同于在美国，有德之士不会说不欠任何人的债。他们从不否定过去。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欠债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即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这段话是用以描述他们对于恩情债的看法的，但对于历史上真正的债，他们已然采取了篡改的方式。懂得记恩是好事，但不善于承认错误，却又想赢得得名誉与自尊，无论精神之刀擦得多么锃亮，依旧是会生锈的。院子里菊花看起来挺得很直，但也不过是依靠隐形的花架支撑，并非是依靠自身仰起头来。这就是我在看完书之后还打消不了的偏见。
我未曾到过日本，也未与日本人接触过，所以以上的言语仅仅是通过本书的管中窥豹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