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富贵，共患难，大唐诗人那不曾被辜负的友情

如果说，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是攒一身恰到好处的温柔，只留给对方。

那么柳宗元和刘禹易的友谊，则可同富贵、共患难，甚至放心交托身后事。

雁塔题名两相识

大唐时期，科举考中的状元进士，要在大雁塔齐集题名，世称“雁塔题名”。

有些进士还会写上题名诗，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推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诗魔白居易，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写下的“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也是一时佳话。

不过二十七岁的“最少年”，与柳宗元、刘禹锡相比，就有些太老了。

因为唐贞元九年的三十多名新科进士中，同岁的柳宗元、刘禹锡，只有二十一岁。

柳宗元与刘禹锡，分别在大雁塔写下自己的名字后，相视一笑，正式结识。

雁塔题名之后，刘柳二人各奔前程，整整十年未再相见。但他们的友情，却从雁塔题名的一刻，就注定了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人生得意恨太短

贞元十八年，刘禹锡被调到了大唐纪委监察部门——御史台，出任监察御史。

贞元十九年，柳宗元也被调入御史台，任监察御史里行。

监察御史，与监察御史里行其实是一样的，资历浅的官员任御史，要加“里行”。

刘禹锡在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又通过了吏部取士科的考试，成为太子校书，之后的官职晋升蹭蹭快。柳宗元因外放做官，才回到京城，所以才有“里行”之称。

这一年，与刘柳同在御史台为官的还有一位名人，就是写下“天街小雨润酥”，在唐宋八大家排名中，还在柳宗元之上的韩愈。

在御史台期间，刘柳惺惺相惜，一同成为太子心腹王叔文所在的政治集团成员。

贞元二十一年初，唐德宗驾崩，太子继位，改年号为永贞元年，刘禹锡和柳宗元不出意外地，都受到重用，参与到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永贞革新”中，人生得意。

但好景不长，同年八月，新帝因身体不好，重病在床，又被宦官拿到了枪杆子。

“永贞革新”在坚持了180多天后就宣告失败，只当了几个月皇帝的前太子，被宦官手里的枪杆子逼得，不得不将帝位传给了后来的唐宪宗。

之前还人生得意，此时则毫无意外地双双被贬。

其中，刘禹锡被安排的新分公司地点在远州，柳宗元的在邵州。

双双被贬洒泪别

患难兄弟结伴南行赴任，到不得不分别时，仍依依不舍。

柳宗元赋诗说：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刘禹锡赋诗回：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柳宗元写完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刘禹锡也又回了一首。

柳宗元还是不过瘾，又赠诗一首，刘禹锡便又酬诗一首，两人这才洒泪分别。

结果走半路上，再传噩耗，他们连刺史都做不成，皆被贬为司马。

其实司马这个官职，比起我们经常听的九品芝麻官是要大的，只是没有什么实权，非要在现代的官场找一个能对应的官职比较，大概就是政协副主席！

又因地域的不同，就像直辖市与县级市的差别，司马的官阶最高是正五品，最低是从六品。

“永贞革新”还有一个俗称，叫“二王八司马事件”。

二王是就是前面提到的原太子心腹王叔文，与和他政见相同的王伾。

八司马则是因革新失败，共有八人被贬到偏远地区做“ 司马”，其中自然少不了早已是宦官眼中钉的刘禹锡与柳宗元。

他们分别被贬去朗州与永州，待了将近十年，直到元和九年才一起被召回长安。

第一次读到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时，便被诗中力透纸背的孤独感所震撼，后来才知道，柳宗元青梅竹马的妻子早逝，到任永州不足半年母亲也离世，孩子也不在身边，可想而知，在永州的柳宗元当时有多孤独。

想来，要不是有刘禹锡一直和他诗文往来，鼓励他“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柳宗元可能早已重度emo了。

柳宗元一生留下的诗文虽然不少，但相比之下，确实是文胜于诗。到任永州后写下了《捕蛇者说》《永州八记》等数篇美文。

刘禹锡的文当然也不差，在朗州被当地官员刁难只能住陋室的他，一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亦是千古流传。

患难可见真情在

回到长安后，刘禹锡非常“作”地写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以桃花隐喻的好诗，把权相武元衡气坏了，二话不说，便将刘禹锡再贬去播州当刺史。而柳宗元受连累，也被贬去做柳州刺史。

形容够朋友，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两肋插刀”。

播州地处西南，十分偏远，到那儿做司马，估计就是从六品，更重要的是，对于大唐的交通设施建设来说，跑到这个地方去，很有可能就一辈子都回不来长安了！

因刘禹锡“八十岁老母尚在”，柳宗元毅然决然地向朝廷上书，请求与刘禹锡互换被贬之地。

后来，在多方努力之下，刘禹锡重新被分配去了连州分公司。

而这一次，柳宗元去了柳州之后，政绩非凡，元和十九年被敕召回京，却在路上病逝。

此时的刘禹锡因母亲去世，从连州回老家奔丧，听到柳宗元过世的消息后，“惊号大哭，如得狂病”。

悲伤过后，刘禹锡强打精神，将柳宗元的灵柩运回故乡，又将柳宗元的孩子视为己出，抚养长大。最后，还将好友生前的诗文，古、今体诗140余首和大量的美文传记，全部自费结集出版。

若非刘禹锡，世人恐怕会见不到柳宗元的隽永文章。

刘柳的友情之深，至此已无需过多赘述。

最后，多感叹一句刘禹锡的强大内心吧。

其实刘禹锡自幼便身体不佳。他一直以为，一定是他比柳宗元先走，甚至曾托付柳宗元，在他死后要为他亲手写墓志铭。

可便是这病弱的身躯，却有着十分强大的内心。

继“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再次回到长安，刘禹锡又写下：“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病弱之躯只是外相，刘禹锡内心的某种坚持，始终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