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原初华夏族内部消化整固期（距今4500~4000年）

   华夏族该阶段的主要任务

初始成立的华夏族，经过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完成了对北方、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相对控制，完成了华、夏两族的完全融合以及对东夷族部分融合及控制。

短期获得如此巨大的政治利益，显然需要足够时间来消化。同时，虽然经过千余年文化交流融合，但是华夏控制地域内部，各个地区各个部族，各个文化的差异性仍然广泛存在，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这就是（距今4500~4000年）华夏族进入新时代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大洪水暴发之前的历史阶段中，华夏族重点在做两件大事：一是对外的，基于与南方良渚文化的长期深度交流，甚至是学习、提高、变革自我；二是华夏族内部三大族（华、夏、东夷）的彻底融合问题。根据《史记五帝本纪》里的记录，在颛顼、喾时期，大都关注这类问题。比如：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这里不断强调了控制区内各部族对核心部族的服从问题。

为了加强华、夏、东夷族群的融合，掌握华夏族核心政治权力的夏人，用了极大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华夏族面对的问题。最典型的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涉及华族，一个涉及东夷族。

涉及华族的，就是炎黄、华夏这两词。炎、黄是华夏族统一前华族和夏人的首领名或部落名。我们都知道在争夺统一后的华夏族主导权上，炎帝最终是失败的。但是这个毫不影响，后世我们称谓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后裔。华族和炎帝的名号始终排在夏人和黄帝之前。这里显然有掌握实权的夏人给予华族极大政治礼遇的含义在内。

同样的行为逻辑，也呈现在华夏族与东夷族的融合中。这从‘五帝’内容可以来看。

现今流传的五方上帝的内容：黄帝（轩辕）、青帝（伏羲）、炎帝（神农）、白帝（少昊）、黑帝（颛顼）

根据有学者的统计，五帝涉及具体人物的内容，历史上有多个版本，大致有五种：

1.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五帝德》唐、《 史记 五帝本纪》、《国语》

2.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 《吕氏春秋 十二纪》、《礼记 月令》

3.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

4.少昊、颛顼、高辛、陶唐、有虞 《伪古文尚书 孔安国序》、《帝王世纪》

5.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皇王大纪》承《易传》、《战国策赵策》

我们看到直到周朝时，主流认为的五帝，就是吕氏春秋所列的内容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帝。排第一的太皞，也就是太昊，也就是伏羲氏。而伏羲氏被认为是东夷族的祖先。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组合，在黄帝之后，竟然是少皞、颛顼。少昊相传是黄帝之子，且居于东夷。一种说法是，刚完成融合的华夏族赢得了与蚩尤率领的东夷族的斗争后，黄帝派遣其子少昊一族去东夷坐镇（分封制相传可知得最早的雏形）。而颛顼则是公认华夏本族（华夏族直接控制领地）黄帝之后的权力继承者（见史记五帝本纪）。因此，五方大帝黄帝之后列少昊和颛顼，坐镇东夷的少昊在本族首领颛顼之前，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合理逻辑，更蕴含一层政治礼遇东夷族的含义。

因此我们看直至周朝时的五帝内容所反映，当时华夏族融合东夷的长期重要历史任务。以及华夏族，尤其是主导华夏族政治核心权力的夏人的政治智慧。

从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就能想象，当时华夏族面临的这两个核心问题：汲取外部优秀文化进行自我变革，以及华夏与东夷的文化、族群大融合。

这两个问题，内外交融，内外互相促进，集中体现在华夏族礼制（政治体制）逐步改革、完善、定型的过程中（颛顼、喾时期）。

当然，对于华夏族这个长期战略，所最终代表的意义，华夏族周边各族也都是心中有数，如果坐等华夏族完成对东夷族的消化，对于这么强势的华夏文化，到时各族就有可能直面华夏族的再度扩张。那么对四夷各大族而言，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期利益，都必须些采取行动阻止东夷与华夏的融合。因此，四夷与华夏族持续的摩擦，就成了常态（打败蚩尤之后，直到商，东夷族都不断有人起兵作乱，这里未必没有其他地区族群参与其中的因素）。比如作为南蛮一部的三苗问题愈演愈烈，到尧舜时期，让华夏族不得不进行处理。但是这些问题始终不算主流。

大洪水暴发与华夏族禅让制诞生

尧帝之前，华夏族从巩固消化华夏族成立的利益，以及充分学习良渚文化并变革自身中，获得了长足进步。就如前面所说，华族的先进农耕文化，夏人强大的政治文化，以及东夷族强大的战力以及执着的品格，在良渚文化的全面浸润下，得到了质变性质的提升。

但到尧帝时，华夏族原本应该按部就班演进的历史，因为突发的大洪水刺激，引发了巨大转折，并最终使得华夏族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

 尧帝时代，人类忽然遭遇了突发事件，这就是全球性“大洪水”对人类的挑战。这个全球性的大事件，作为偶发重大变量因素，直接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对华夏历史而言，大洪水持续爆发，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是当时的华夏族首领尧帝被迫变革华夏族的政治制度。二是良渚文化完全衰落。

良渚文化衰落的问题我们此处不谈。对华夏族而言，大致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事件，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29]”，它直接促使华夏一族政治模式在长期学习良渚文化后，面对巨大生存危机，被迫发动重大制度变革。

我们从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到后人追记得大禹（距今4000年）之前，华夏族统治者的传承序列。

黄帝、颛顼[zhuān xū]、喾[kù]、挚、尧、舜、禹

 因为缺乏同期文字资料，这个序列的真实性，已经很难考证。但是，无论是否真实，这个记录的序列本质上反映出一个趋势，即政治制度的逐渐改变、定型。他以尧统治时期为分界岭。在尧之前的传承逻辑和尧开始的，被后世称为禅让的权力传承体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尧之前，我们并不能说出华夏族政治权力的传承方式具体是如何进行的，从五帝本纪记录的序列里我们只能唯一断定的是，权力传承始终在夏人及后裔中，但是他们是以什么制度、方法、规范来进行权力传承，是不清楚的。从考古断代时间长短（黄帝到大禹之间将近400~500年）与记录统治者仅七个（其中一个还是废帝）存在严重的矛盾。4、500年不可能只有7个首领。

笔者猜测的是，五帝本纪所反映尧帝之前的统治者（黄帝、颛顼、喾），并不是完整的领导人序列，他或许只是记录了那段历史中最有作为的三个华夏族首领，黄帝有扩土开疆之功“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颛顼有建章立制之功“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喾有施以良治之功“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30]

或者还有另一个可能，在华夏族早期政治文化中，部落的首领权力传承还没有出现后世的血统继承方式，部落首领更多靠原始民主制推举出来。首领更多是部落集体意志的反映而已。因此，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喾权力传承，并不单指个人之间传承，而是意指统治权力在于此三人所在之族（直属部落）之间传承。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这两者的综合解释，即在尧帝之前，华夏族（宗）的政治权力传承的传统是基于直属部落（族）进行权力承袭，而传承改族的核心原因就是首领的功绩.因此史书记录的权力传承序列，是在有巨大领导功绩的首领的直属部落之间传承的。黄帝开疆有功，权力就在其直属部族承袭，直到多少年后，颛顼建章立制有功，权力就转移到其直属部落并继续传承，然后喾善政有功，权力就转移到他的直属部族。这个观点早在东汉既有《礼记祭法》：（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郑玄注疏：（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后次第） 这里“德”的直接含义应该是：有益族群之大功。

但是这一传统，从尧继位开始，华夏族的政治权力传承方式开始出现了巨变，它改变了以部落为权力传承单位，而是以首领个人为基本单位，并以一种规范化的制度形式运行（禅让）。

政治制度改变，首先就是基于现实变化。大洪水不仅使得华夏族，而是整个华夏大地上的所有部族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因此，这就客观需要不仅华夏族内部各个部落，而是整个华夏大地上(此处特指当时与华夏族一起被困的主要地区）各个文化，各个部落都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洪。因此他就客观需要，作为核心族群——华夏族需要具备协调调动更广泛的族群，更有效率地完成组织协调、动员等等工作的能力。这就客观需要加大权力集中。但是权力归属与部落的旧制，一定意味着部落内部各级领导人及实权派能对部落的决策和实践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除非部落首领获得极大的个人政治权威，把握大部分政治权力，并使得既有政治运行模式大部失效。否则就必然导致权力分化，执行效率不彰、以及跨部落联合抗洪的难度过大，因此面对洪水威胁，改革迫在眉睫。五帝本纪记录了尧帝时期的一件经典事件：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尧帝问谁能治水，某实权派举荐了鲧，尧帝明知其不行，但是最终还是任命了鲧治水。结果历经九年后果然失败了。这显示了尧帝此时还很大程度受制于原有部落权力传承制的掣肘中，因此事实显示，华夏族旧有体制已经完全不适应大洪水对人类的挑战。

但是体制变革不可能临时突兀发生，必须以其政治理念（意识形态、文化、宗教信仰）长期的改变准备为前提。考古资料显示。理念变革，除了内部因素，对华夏族意识形态、文化、宗教信仰最大的外部变革因素，就是之前成熟期先进的良渚文化对华夏族的深刻反哺。笔者这里可以略微武断地做个结论：尧帝的成功改革得益于之前长期对良渚文化的汲取。

那么良渚文化是如何最终影响华夏族的？

首先我们看《史记五帝本纪》，对这些领导人的描述：

说黄帝“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

说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说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说尧，"帝尧者...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说舜："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

他们全部都是巫，而且是大巫，尧以前，首领与大巫身份与一身，但是到帝尧时，出现史无前例的现象：尧将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乃命羲、和，敬顺昊天“。祭祀昊天的大巫竟然受命于帝尧之命，可见尧权势之盛，也正因为此，外有洪水威胁，内有王权鼎盛，尧发动政治变革，就能最小阻力推行。

尧帝的权势滔天，其缘起于良渚文化神权王权合一的变革（前文有论）。良渚文化首先打破了王权、神权分治的传统政治形态，形成了王权、神权集于一身的政治文化特色，这对华夏族，尤其善于拿来主义的夏人起了重大影响，统一后的华夏族对良渚神权王权合一政治特色进行了主动学习改变，但夏人的开放的政治理念特质，使得华夏族到尧帝时期，对良渚制度模式予以了超越，王权利用时机最终完全凌驾于神权之上（从某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之后一直呈现王权大于神权的文化现象，根源上得益于大洪水危机推动的政治制度变革）。

同时，良渚文化的先进农耕水利能力，以及结合宗教政治体制变革所反映的组织能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也使华夏原有文化质变性发展。

基于这些大洪水前华夏自我学习、发展、变革的产物，当华夏族面临大洪水的来临，才有胆气更有能力直面抗击。尧帝面对大洪水挑战，才敢于说：有能使治者？

华夏族有这样的能力，才有这样的胆气敢于直面滔天洪水的挑战。而没有选择同时代几乎其他所有人类族群那样，选择认命、逃跑、躲避、等死的策略。

尧帝的变革，就是将华夏族的传承权力由部落为主体变革为首领为主体传承。

按照原有的传统权力传承方式，尧帝治理天下有功，其权力因持久归于尧的直属部落。但是为了打破部落传承制度，尧硬生生培养出一个平民出身的新首领舜。舜虽为夏人本族，但是是平民身份，意味舜在进入尧的视野前，不是贵族，他既无实权，也就谈不上有其直属的部落。

尧培养出舜，而舜出色地以平民出身身份，最终有效控制住华夏族最高政治权力，一举打破了之前部族传承制度“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舜让辟丹硃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硃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31] ”尧帝崩，按原有规则，权力因归于尧之子丹硃领导的尧的直属部落，但是在尧的培养和安排下，舜及所属新体制政治势力，完全掌握了华夏族最高政治权力，以至于尧的直属部落被完全架空。

舜当权后，华夏族政治体制就由直属部落承袭制变成首领主导承袭制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禅让制”。今天看来，禅让制，显然就是直属部落传承制向直系血缘首领传承制的中间过渡形态（从某个方面，这是反映了母系制度残余向父系制度传承的过渡阶段）。它是在大洪水的特殊历史时期，政治大变革的特殊产物，是华夏先民从“部落天下”向“族天下、家天下”转型的中间产物。禅让制破坏了部落控制权力的旧有历史，将权力集中归于首领。在大洪水这个重要历史阶段，为了赢得抗击洪水的最终胜利，以及避免权力集中带来内部政治力量的反弹，减少悠悠之口对变革的攻伐，首领选择的标准更多倾向于选贤为主。让有能力、能有效应对洪水危机的人上来当首领，这就有效减少了旧势力的掣肘甚至反扑，更让治水的效果大幅提高。这个变革突出的选贤特质，使得后世之人将此制度褒扬为“禅让制”。

于是，尧帝通过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成功打破直属部落传承制度，把权力交给了舜。成功重建了华夏族新政治传承体制。

而舜果然如尧慧眼所见，发挥极大能力，以一介平民出身而最终掌握华夏族最高权力，并率领被洪水围困的各族，成功抗击了治水等一系列挑战。这个以首领为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禅让制），不仅避免了尧帝明知鲧治水不行，但是受到部落为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制约，不得不承受其弊端情况的再次出现，更通过得到极大集中权力的贤能首领的独断乾纲，挖掘出一批贤臣，有效提高了政治治理水平。这批贤臣里就包括了领导治水有功的大禹。

尧帝以个人权威改制，舜以巨大领导功绩巩固了尧帝改制，这些巨大功绩更造就了一批政治新贵。他们以终结大洪水之危的滔天功绩，一举将部落时代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并以此，催生出一个开创新时代的华夏族新首领——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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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9] [30][30][31]《史记 五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