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里的一天，大约是初三四，我留守在家里，准备煮大年初一时候时包的饺子吃。饺子快出锅的时候，我爹回来了。给他捞了一碗，我接着下生的饺子。我爹吃着吃着，突然说，老黄不在了，也不抬头，就好像说“饺子有点咸”一样，自然而然。
“老黄是谁？” ——“原来在农贸市场扫地的那个啊，脚不太利索的那个” “哦，原来他姓黄。”
老黄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个普通人。常年的短寸头，满是沟壑的脸，一双走起来有点晃的不太对称的腿，这就是他的形象。他虽然干的是环卫，但因为主战场不是大街，经常穿的倒是一些暗色系的中老年男人常见衣服。偶尔穿上了环卫专用的橙色衣服，那一天跟他打招呼的人都会提高声音说“呦，换新衣了哈，靓得很嘛”。
外婆是家里最早在农贸市场做生意的人，支持着一个卖糖果的小摊。十几年间，摊铺对面的米粉价格从一块五升到六七块。细细想来，我对老黄头的记忆，从米粉卖两块的时候就有了。
卖糖果的每天都会拆下很多包装袋，一般是白天先塞到小摊下面藏着，到了收摊的时候再一件件捡起来，收集在一起，等着拿去卖。小时候的我经常干的就是收集包装袋的活。这个活和老黄头的活有交叉，所以我经常遇到他。有时候他来得晚，捡我剩下的包装袋边角，但更多的时候，他收拾到我们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所以他常会帮着我一起收拾。这样的时光有三四年，从我在外婆摊前瞎闹，每天听到一个不同于本地口音的大婶叫卖“豆腐脑，四川麻辣豆腐脑”就巴巴地望着吞口水，到每次算好时间跟外婆拿一块五毛钱站在摊前等那个阿姨来。
农贸市场是个小世界，里面有你生活所需的几乎全部东西。从市场门口的瓜果、零食烟酒，走进来之后主道上的日用百货，到两侧的各种小城的特色吃食，如米粉、砂锅等等，甚至还有摆摊测字算命的先生，无一不能在里面找到。里面也有当时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身份状态：从附近乡村孤身来此苦苦挣钱养家糊口的，离乡背井到此打拼事业的，拖儿带女到此图安生立命的，当然，也有家中不缺银钱只图此处人多热闹而来的。老黄头是哪一种我不知道，但是听说他早年是在市场卖力气给人拉人力车的，后来不知怎么，腿脚出了问题，便扛起了扫把驻守市场。
经过外公外婆的劝说，父母放弃了继续在江浙打工的想法，加入了这个市场的奔命大军行列。那时候我并没有机会到这里来与他们常住，只有寒暑假或者生意不够人手的时候，我才能接到妈妈在隔壁婶婶电话里的通知，从乡下独自坐五块钱的公车来，徘徊在小摊周围，扯着嗓子兜售永远甜蜜而吃不到的糖果。因为从外婆大姨二姨小姨到我妈都在市场卖同样的糖果，晚上收摊的时候我会穿梭于这几个不远的摊位之间收拾不同数量的塑料袋，与老黄的相遇更是自然而然地多了许多。但是我们基本也没有说话，有时候他问我小事情，我也只会按心情给他奇奇怪怪的答案。
后来因为母亲生病，父母又放弃了市场的摊位，转而回到乡下一边养病一边耕作。我也就很少过来了，只是每年过年期间到市场帮各位姨娘卖糖果，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无限制地吃那些糖果了，才知道原来除了甜蜜，它们还可能是酸或者凉味。老黄仍然像从前一样，扫扫地，偶尔跟人侃侃大山，仍然不穿那身亮色的衣服。
父母辛苦积攒多年终于盖好了房子，家里决定请客。农村的宴席自然是图个热闹的，当年市场的那一批阿姨叔叔大伯大娘，也来了不少。大家喜气洋洋地祝贺我家，说着有自己屋住的这好那好。我看到老黄也来了，他一边抽烟一边问我成绩是不是有进步。因为问题和大家的区别太大，我至今还记得自己那一脸“你真怪”的表情。那次宴席过后，我听父母闲聊中说老黄换到车站门口新开的公厕去当卫生员了，常用的制服还是不爱穿。
再后来，我出来读书了，父母在家已安稳下来，与市场的关系也渐渐淡了。
关于老黄，除了爹在吃饺子时说的那句话，我不再知道什么了。
（我幼年初时老黄时，他约摸到了知天命之年。算起来，是五十年代的人，属于刚好能在生命经历中遇到中国大变化得几十年的一代人。但我识他不深，在他身上，一直看到的感觉里面大多是“平和”二字。我对他的事了解不多，之所以写这篇是因为觉得可能世界上了解他的人也不多，而他已经走了，人们不再有机会与他细说。我相信存在即合理，如果这个世界上侥幸有一篇文章是在纪念那个老头，那就是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