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交流。
我的童年是在这样一个贫穷的村落度过。到处都是土砌的泥墙，石堆的篱笆，窄小的庭院，还有一口飘着绿油油浮萍的池塘。听说有几个调皮的孩子淹死在里面，不过那是在我出生前很久的事情。
村民们全都一副淳朴的样子，或者说，一副土气的样子。裹着缝缝又补补的破旧棉袄，佝偻着背脊，扛着比他们岁数更悠久的竹娄和锄头，这是每个早晨所能见到的常态。这里的人们，还遵循着传统的生物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每一个晴好或者下雨的日子，都能看到田间劳作的农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年365天里，劳作就是他们的全部，收获就是他们劳作的意义。
我从没有和他们说过话，因为我是个哑巴。
我的父母，同样是安分守己的农民。他们不会表达爱，不会分享爱，劳作，是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他们的交流，局限于地里的几株桑麻，后院的几只母鸡，拐角的几棵枣树，或者王二家的丑媳妇，吴三家的败家子，马小家的老母猪。我吃着父母劳作而得的谷子，却没法理解他们的世界，正如他们赐予我生命，却无法理解我丑陋的面容和微微仰起的头颅。饭桌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刻，我总是挨打。我的嘴巴有点歪，生下来就如此，吃饭总漏米，母亲的筷子就冷不丁的抽过来，一遍遍教导我要珍惜粮食，然后用油腻的手指捏起撒在桌上的饭粒，塞进我倾斜的嘴里。这样的情形，每天都在上演。
有次村里来了个大人物，听说是吴家的后辈，在海外赚了大钱，回来祭祖，特地破例在除了春节的时候开了祠堂，灯火通明。大人物还放话出来，只要是姓吴的来祠堂跪拜磕三个响头，就一人给十元。村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是姓吴，据说是吴邦的后代，但也无从考证。
烧香祭祖那天，母亲把睡梦中的我拖起来，强行挟持到祠堂里，按在硬邦邦的木梆子上重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心满意足似的眯着笑眼，搓搓手自顾自的匍匐在地上，虔诚地磕了三个响头。就在母亲拿着二十元钱，笑得花枝乱颤的空档，我还看见一个跪在地上的妇女被强行拖起来推出祠堂大门，只听那妇人口口声声大嚎“我也姓吴！我也姓吴！”，围观的人笑岔了气，“你姓个屁的吴！明明是隔壁王村嫁过来的丑媳妇！哈哈哈……”坐在门槛上的丑媳妇依旧嚎啕大哭，不依不饶。围观的吴氏后代全都自觉堵在祠堂大门口，生怕漏了任何一个外姓苍蝇进去，被抢了一杯羹。这种时候，村民们总是很团结的。
我歪着嘴唇和脑袋好不容易挤出人群，夺了条安静的小径悄悄回家。村民们对我倒是十分客气，自觉侧过身子让我通过，几个热心肠碎嘴皮的老妇人还时不时投来怜悯的目光，那目光好像在说，瞧那歪嘴巴子，像极了裂口的鞋底子。
这波祭祖的小插曲过后，村里又恢复了一片祥和。每个晴好或者下雨的早晨，总会看见裹着破旧袄子，佝偻着背脊，扛着吱吖吖的竹娄和锄头，走向田埂的老农。他们遵循着古老的生物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将这一传统代代相传。
我从没有和他们说过一句话，因为我知道，那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