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书法家张旭号称“草圣”，他的草书和李白的诗、裴旻的剑舞，被时人称为“三绝”。
古时候没有乱七八糟的学科，与人息息相关的那些所谓“科学”，在初始阶段，基本上只能叫“手艺”或“技术”，都是用来养家糊口的。
这就是古代中国科技的起始，十分懵懂，然而也有，只不过难以形成系统。
后果，有益处，当然也有不利之处。
益处是人文方面得到长足发展，不利之处是科技始终无法萌芽，只能埋在泥土深处攒劲。
结合历史，就会轻易发现，即便是发展到现在，中国古代“思想残渣”仍然在毒害着中国人。
比如官本位，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比如重人文轻物理。
长期以来，掌握着中国上层建筑的话语权的，都是一些脑袋里充满了迂腐气息的“老古董”，这或许就是中国科技无法得到长远而又长足发展的渊源。
古代中国做官的，都是一些“文化人”，思想如何，可想而知。
虽然儒家有“六艺”，儒家老祖宗孔子也是一个膀圆体壮的山东大汉，甚至传说可以力举千斤的糙汉子，并非白衣飘飘的“郭小四”。
但是，儒家的后来者，那些文弱书生们偏偏要想当然，追求一种畸形的“面黄肌瘦”的“玉面小生”的形象。
最终，“六艺”名不符实，沦落了，堕落了。
偏题了，回到张旭上来。
张旭不仅书法写得极其厉害，其流传下来的诗歌，也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就像其书法一样，同样带给人美的享受。
张旭书法名声和怀素相并，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而其诗文方面则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功底可见，非同一般。
我们先来看看张旭写的这首《桃花溪》。
《桃花溪》
【唐】张旭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春天，万物蠢蠢欲动。经过漫长一个冬天的压抑，喷薄而出的各种情绪，将会是惊人的；说是惊天动地也不为过。
某个春天，桃花盛开的季节，诗人郊外游玩散心，触景生情之际，挥毫写下这首七绝诗句。
根据诗中的描写，焦点正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是它作为触媒引起了诗人的内在和外在的情绪酝酿，然后一触即发，由此成诗。
“隐隐飞桥隔野烟”，落笔之处，皆是景色。开端一个“隐隐”，点出距离上的朦胧之美。因为距离相隔，所以目光所及，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远山，深谷，山雾缭绕。透过飘逸不羁的云烟，一座桥梁恍如飞虹横卧，跨越小溪两端，成为枢纽。
野烟灵动，飞桥稳重，一动一静，两相交加，辉映成趣，从而化静为动，使整首诗变得充满了灵性之光。
“隔”并非阻隔，也并非屏障，而是一种艺术上的映衬，仿佛置于室内的屏风，使“飞桥”和“野烟”合而为一，相融相洽。同时，也间接交代了诗人观察视野所在。
“石矶西畔问渔船”，由远而近，笔触自然拉伸。而一个“问”字，让诗人由一个旁观者，顿时化身而成一个“画中人”，一个亲身经历者，也因此会让诗歌欣赏者，更加具有身临其境感。
在中国流传下来的无数绘画作品，或者诗歌作品之中，往往会发现一个“神秘者”的身影，他便是渔者。
很难否认，他们传承着自古以来的山水之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无论孔子、孟子、文子，或者屈原、李白、杜甫，等等。而事实上，中国高尚的古代文人们，往往会秉承着这种顽强的追寻意志，一脉相承。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早已化作一种精神，彻底地融入进真正的文人的血脉。
远山生野烟，飞桥横卧；溪水荡落花，渔舟唱晚。
同一时刻的诗人，面对此情此景，必然是脱口而出：“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这个问句，恰似一个千年回音，声声不息。
那个口口相传的“桃花源”的故事，被隐逸中的“王者”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深深植根在中国文人的心中。
不然，何以单单只是看到一个“桃花尽日随流水”的画面，诗人就能够情不自禁地询问眼前的船家“洞在清溪何处边”呢？
故事依旧，桃花仍在，而那些散发着无限魅力的隐逸之士，却早已失落在历史的烟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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