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夹杂着过去湿了回忆；花香，从最温暖的地方飘来
——题记
今天早上，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我的语文老师们。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他们？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突然想起了。
我的小学老师，张老师，在那时，应该就是个奶奶级别的年纪了。对于她上课的内容和举止神态，甚至全名，现在真是记不清了。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她那邓丽君式的蓬松短发和周末时上写作课，总会随她一起进来的写作课的“模特”——玩具、布偶和花。那时是极其厌烦写作的，一来是随堂结课后就要提交作文，写得时候没想法，憋不出，那可是极其痛苦的事。碰到写得快的同学，自己更是心急，可我偏偏就不是会第一个交作文的那个人；二来也是贪玩，在那小脑袋里装的恐怕也就“玩”这个字。什么精美描写，细致观察，恐怕也不是糙男孩子习惯去想的，什么成绩学业，恐怕更是从没在脑子里闪过。因为那时是第二课堂，星期六上午是数学或者语文的额外补习课，下午就是“玩疯”的兴趣班学习。所以每每遇到上午有写作课，真真是横亘下午乐趣之上的恶煞。不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午越是过得难受，下午那种“劫后余生”的精神气，就越是奔放。
初中的语文老师，是个叫易虹的青年女教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教文言文课的方法。当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本课外辅导书，叫《字词句篇》，几乎人手一本。说是用功，其实也是因为它有书本课后习题的答案，经常被我们拿来做答案书使。 可易老师在我们上第一篇文言文课的时候，就很严肃地不让我们参考《字词句篇》里面的文言翻译，让我们自己靠感觉来揣测文言意思。当时是错漏摆出，可慢慢的，竟也养成了一种文言文的语感。贯穿了文言文学习阶段，从中受益匪浅。
我写诗的习惯，是从这时开始的。那时的语文学习非常流行写周记，每周都要写个两三百字。可对于学生而言，除了学习外，还是学习，生活单调的就像一条水平线，能有什么周周可以写的东西。小学的时候，貌似也有周记，日记都还曾猖獗一时，作文书恐怕都翻烂了。为了防止和同学抄重了，有些人还特意会珍藏着一两本“非比寻常”的范文书，仅供自己“模仿”。有天周日晚上，多半是为了偷懒，不过应该也有挑战的想法吧，就根据手里的钢笔写了一篇关于“奉献”为主题的新式诗，具体内容是给忘了，不过当时是特满意的（如果幸运地没被我妈卖了，我也许还能从那旧周记本里给你翻出看看）。第二天上交周记，心还蛮忐忑的。不过当易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就那篇文章夸奖我时，一惊，毕竟语文考试作文都是“非诗歌之外”无限制，有点默认不允许我们写诗歌，担心被罚。之后一段时间里，我是周周都写诗，不管写得好，写得烂，因为总归逃离了写文的痛苦。
高中的语文老师，有两位。一位叫“老谌”的男老师，一位是叫张明秋的女老师。风格十分“诡异”。另外让我记住他们的，可能还有点炫耀的小心思。
老谌，来历很大，是省高考出题的出题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常会在高考前几个月被关进小黑屋，像坐牢一样苦逼地给我们出高考试卷。他个子不高，尖嘴猴腮（？），但颇具读书人的气质，绝对是饱读诗书的那种“语文老师”的气质。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曾拿出特别珍贵的两个课时（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高考，会抓紧时间把课本全过一遍），给我们讲了古代的礼仪常识。令人奇怪的还不只这个，我有次突发奇想，在一个作文练习的时候，写了一篇名叫《诗人其实都是失败者》的短文，没想到在课间的时候，他径直走到我桌位上，飘然留下一张作文纸，简单交代让我重新誊写一遍后，随后又疾步离开教室，只留下一时摸不着头绪的我。事后才知道，他那样做是为了收集一些学生写得好的文章。什么，我的那篇竟然成了他眼中的“好”文章！？我的作文，平时也只写得中规中矩，不出彩。我一时不敢相信，还特意问了几个同班同学，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在我们班，被他收藏的，貌似没有其他人了。
对于这个张明秋老师，现在单看她这个名字，仍能感受到从中溢出来的冷气。印象中她是爱“骂人”的，对于经常犯的不该犯的小错误，她是会特别严厉指责你的。小小个，戴副眼镜，40多岁。盯着犯错的你，眉间会微微紧凑，不说话，连镜片都反射不住那灼人的目光，引而不发得让你难受和害怕。因为之后，如果你还继续胡闹，她必定会亮开嗓子全面开火。她也有个很令人奇怪的地方。不知是和其他老师商量过，还是她自己决定的。在高考临近的那会，她每周都会找个时间，拿着她不知道从那搞来的DVD，教室灯一关，窗帘一拉，在那黑漆漆的教室里面，用投影仪给我们放电影看……这种高考前给学生放松的方法，她教的班，独有。
高中学习，甚至是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吧，语文的地位总是很尴尬。从晚自习问问题的人数就可以看出，其他老师，像数学、物理、化学等，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队。语文老师那，没人是常态。相较之下，甚是凄凉，就差一把二胡、一首《二泉印月》了。不过因为我喜欢瞎琢磨，只要有趣，不论什么科目都会问上几句。其实也没去过她那几次，可能老师久旱逢甘霖吧，对于我的到来和求教，她不免留了意。以至在毕业那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天拍毕业照，我特意去找张老师。刚好还有几个女生插了进来，还要我蹲在她们前面，说是让他们在我头上摆兔子耳朵的手势。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张老师突然说了句“来，和我最喜欢的肖同学排张照”。我背对着她，看不见她脸上是何种表情。在她教的学生中，我不是最优秀的，也许只是那一丝语文兴趣，就让她对我如此“偏爱”，着实有点让我受宠若惊。当时她有说“最”吗？真有说“喜欢”吗？写到这，又回忆了一番，我感觉不太确定了。
语文和写作，这俩永远缠绕在一起的梦魇，历来都如喉中刺一般令人不舒服。应试作文，阅读理解，感觉真是禁锢思想的工具。也是因为这样，直至高中毕业，虽然也和“语文”发生了这么多故事，但我仍觉得它非善物。
高中毕业时，有过一段糟糕的恋爱经历。说是“恋爱”，可能都还谈不上，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只能叫做毕业后的青春期冲动。异地，六个月，大一第一学期就分手了。屈指一算，见面的次数，都不超过五个手指。时间虽短，但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年少的感情，简单地觉得会天长地久。殊不知，现实的矛盾，对于两个甚至还在上学的年轻人来说，是何等的无解。心凉，凉，原来是真实感受。胡思乱想，找不到出口，想法就像是弹力球一般，在脑袋里不停地撞击自己的神经。持续了多久，忘了。是什么原因让我用讨厌的文字来抒发自己的情绪，也忘了。也许就像迷失在茫茫沙漠中的将死之人，饮鸩止渴般的荒唐，凤凰涅槃般的奇迹。之后的大学生活中，写作成了一种习惯，内心负能量的气球也仿佛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这种安静、放空的释然感，成了精神的镇定剂，写作也成了一种自我救赎。
一路走来，对于语文，对于写作，从最初的讨厌到现在的依赖，这种相爱相杀的莫名变化，让我唏嘘不已。同学、朋友、老师、父母都觉得我有写作的天赋。可是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哪有什么天赋，无非是在懵懂无知地经历过一些人生的悲欢离合之后，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而已。恐怕突然想念老师，也是这个在作祟吧。
——作于2017年4月20日谷雨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大学老师汤鸿老师对我写作上的支持。大学期间随手写的生活随感，同龄人反响不是很大，却被老师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让我更好地认识到了自己，给我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最终也给予了我在文学上的信心，虽然前方的道路还很艰辛。还有很多在写作上支持我的同学、朋友，也是非常感谢！当不成作家，写写大家的故事，还是可以的。）
